当前巴黎协定和实施细则已经达成，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落实和力度。

为此，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国环境署及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开展联合研究，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期间发布联合报告《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实践》。报告展示了中国和智利、芬兰、挪威、英国、加纳和墨西哥的协同治理案例。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取得了显著的协同效益。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解振华院长在发布现场指出：“各国不能就气候谈气候，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领导人和民众关心的经济、社会、减贫、健康、能源、生态环境、妇女儿童权益乃至国家安全等议程联系起来，要将这些问题放到可持续发展的大系统中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解振华强调：“从根本上，必须转变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障健康、维护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增效。”

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期间，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国环境署及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携手将报告双语版带到了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现场，并在多场活动分享报告内容。

为了进一步深化各方对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重要性的认识，马德里时间12月9日下午，由生态环境部气候司主办，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国环境署、气候变化与清洁空气联盟、能源基金会联合承办的“环境与气候变化协同行动与经验分享边会”在中国角成功举行。


何建坤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的经验：“以京津冀地区为例，2013-2017年，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了39.6%，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碳强度则分别下降了28%、24%和15%。在行业层面，从2006年到2018年间，电力行业每年减少约1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协同减排措施使得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06年的51%下降到2016年的9.7%。”


何建坤强调：“中国经验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制定和实现国家目标、强化法律法规及标准、建立国家试点以求政策扩散和创新、以及关键区域和部门的突破。”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区域评定与科学事务官员内森·博格福德·帕内尔分享了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的国际经验，他指出：“我们目前正处在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环境挑战。为此，我们需要针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进行协同治理，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内森认为：“尽管世界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明，国家通过评估协同治理带来多重效益，以此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适用于所有国家。我们建议各国政府应当加强对协同政策的研究，并且加强国际范围和区域范围内的合作和经验共享，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发表了题为“低碳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主旨演讲，简要回顾了十九大以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基本内涵和总体要求，建议应从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基本视角，聚焦规划与目标、政策与行动及制度与体系三个重点领域，通过“识别-评价-协同-创新”四个主要环节，研究提出以低碳发展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十四五工作方案，和以低碳发展推进城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的十四五城市政策建议。

能源基金会总裁邹骥发表了题为“常规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目标、方法与措施”的主旨演讲。邹骥指出，从增长和排放的驱动力、控排的主要动机、控排的基本愿景和主要的目标及指标、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趋势、可能开展的协同领域、可用的政策基础设施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分享了对常规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基本考虑，并提出立法、规划制定、统计和MRV体系、排污许可证、执法及供应侧结构改革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协同潜力，此外，跨部门协调对协同推进治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讨论环节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马爱民副主任主持。清华气候院常务副院长李政教授、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高级董事丹•麦克杜格、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政策法规部负责人杨秀、能源基金会（北京） 城市项目主任王志高、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法制与标准处处长白文杰和深圳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王东分别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探讨了协同治理的优先领域、面临的挑战和及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