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里召开第25届气候变化大会之际，重新翻阅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诺德豪斯的《气候赌场》一书（中文版，东方出版中心，2019），深感从经济学框架中寻找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途径的重要意义。

2007年耶鲁大学曾经举办过一场非常著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讨会，会上争论的焦点是，在气候变化应对中应该采用何种“贴现率”，其中争论的一方是来自于英国的斯特恩（也就是著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作者），他主张要采用较高的贴现率，而争论的另一方则是来自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斯特林讲座教授，诺德豪斯，他也是2018年经济学诺奖的得主，以及于今年8月29日去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诺德豪斯教授和魏茨曼教授都长期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是环境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对诸多环境经济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他们主张在气候变化应对过程中采用较低的贴现率。

其实，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领域中的贴现率之争，只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一个“伪命题”，其背后更为重要的另一个命题则是气候变化应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也正是基于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分析，诺德豪斯教授在其新书《气候赌场》（英文版2013年出版，中文版2019年出版）中将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比喻为一个赌场，人类能否在赌场中取胜，或者干脆走出这个赌场，就取决于如何摇动手中的“骰子”（气候变化经济学工具）。那人类怎么才能克服不确定性，从而在赌场中取胜呢？诺德豪斯教授其实在书名的副标题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副标题是“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这个答案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气候变化不确定性问题，并给出应对之策。作为经济学诺奖得主，诺德豪斯在《气候赌场》一书中全面阐释了通过经济学分析框架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完美结合来解决“不确定性”的思想体系。

第一，将经济学分析框架应用到气候变化问题；

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构建了整个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首先，诺德豪斯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气候变化问题做了三重机制扩展。

其一，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如何影响大气中的碳浓度；其二，大气中的碳浓度如何通过增强能量辐射影响全球平均气温；其三，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又如何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福利产生各种影响（主要体现为“损害”）。如果再加上碳减排政策对经济活动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诺德豪斯所提出的综合评估模型实际上包含了四重影响机制，最终，他将这四重影响机制纳入同一个模型中，形成了动态综合评估模型（DICE模型）。其中的“动态”指的是该模型所评估的是不同经济增长路径所产生的跨期福利影响。

在这个动态模型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碳排放通过一个链条影响未来福利：碳排放→碳浓度→全球变暖→经济损失，这个链条本身体现了全球层面上市场经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外部性和失灵。而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动态综合评估模型，我们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内，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跨期福利影响进行定量的计算和比较。也就是说，诺德豪斯所提出的动态综合评估模型并不是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偏离，而是将气候变化这个经济增长约束性问题内生化到新古典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这显然是诺德豪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与气候变化经济学进行双向扩展所形成的重要贡献。

其次，诺德豪斯通过引入贴现率将时间因素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分析过程，也就是将时间价值引入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引入贴现率因素本身并不新奇，其中的关键是采取何种水平的贴现率。在诺德豪斯看来，这个贴现率水平不能过分低估，只有符合社会贴现率的正常水平才足以推演出最优的政策，否则就会形成“（现在的）穷人补贴（未来的）富人”倒置现象。

上述两点对于包括气候变化应对在内环境保护有着重要启示，即要将经济因素纳入到环境保护的决策中，同时实现环境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双重均衡（最优）。否则，过度强调某个方面的结果将不仅损害该部门自身，还会损害到整体福利的优化。

此外，诺德豪斯还非常强调市场工具（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诺德豪斯论证了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福利效果，他提出在稳步应对的情境下，采取碳税等政策将有利于实现福利的最大化，本质上而言，碳税的实质是对碳排放进行定价，这就是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这一工具的最大特点在于，将碳排放作为经济要素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对其进行定价，并选择最优的定价水平。在此，诺德豪斯教授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定价的合理性）会帮助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节能减排，出清市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必须在碳社会成本、减排成本等方面进行科学的核算。不过，强调市场工具的理念是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环境保护的领域。

最后，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还非常重视政策本身的效益（效率）问题；在他看来，提出制定和实施应对温室效应的政策时，要以更加谨慎的态度权衡气候变化与减排政策的利弊得失。为此，诺德豪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简便的经济模型，用以量化地评估旨在延缓气候变暖的政策，其中的基本思路是估计可选政策未来的成本与收益并计算现值，最优化的减排政策可以使净收益最大，也就是成本与收益边际相等。这一点对于当前的环境保护尤其重要，我们不能不计代价地实施某些环境保护政策，而是有必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此来决定政策实施的“度”。

总体上，诺德豪斯首先构建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开创了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奠定了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基础，对推动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第二，解决“不确定性”问题；

诺德豪斯接下来考虑的是如何处理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确定参数的概率分布，并在每种参数分布组合基础上求解模型。诺德豪斯(2017)利用DICE/RICE模型针对五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参数做了敏感性分析。

一是损失函数中温度平方的系数，二是总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三是技术进步带来减碳率，四是气候变化敏感度，五是中间层碳库MU的碳储存能力。诺德豪斯对5个参数分别确定了五分位概率分布，产生55 = 3125个可能的参数组合，并对每一种组合都进行了求解，进而开展福利最优化的计算。例如，以2015年为初始时期，假如最优碳税平均为32.5美元/吨二氧化碳，标准差为28.6美元，在缺乏积极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情况下，2100年的温度平均将增加4.2℃，标准偏差为1.12℃。

第三，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诺德豪斯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明确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如果观察当前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策实践与诺德豪斯所提出政策建议的紧密关联。

在气候变化动态综合评估模型中，诺德豪斯的分析指出，正是由于碳排放所带来的外部成本高于社会从碳排放中所获得收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有必要通过外部政策干预，让碳排放者来承担边际的排放成本，即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尽管模型本身并没有说明应该采取哪种政策工具（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但诺德豪斯明确了一点原则，即必须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都必须实现全球性覆盖。如，制定全球碳税，将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到碳税体系中，在此情况下，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的效果其实是等价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实施或计划实施碳定价方案的国家和地区仅覆盖了全球约20％的排放量，远远没有实现诺德豪斯理想中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