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气候大会令人失望的结果说明全球气候治理在“后巴黎气候协定”时代陷入了困难重重的“瓶颈期”。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于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减排控温目标难以实现的无望感使部分国家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在这一背景下，欧盟提出更高自我要求有助于提振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避免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以致使治理任务更加严峻。

除此之外，正如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在欧盟峰会上所言，“称‘绿色协议’为一项地缘政治计划也不为过”。欧盟旨在通过“绿色协议”带动“绿色外交”，通过气候治理树立欧盟的全球治理领导地位。

首先，“绿色协议”强调《巴黎气候协定》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主义合作中的基础性地位，进而通过填补美国“退群”后的领导位空缺增强自身议题设置能力。事实上，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的控温目标几乎已是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上限。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2019》,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0至2030年之间不能以每年7.6%的水平下降，世界将失去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机会；即使当前《巴黎气候协定》的所有无条件承诺都得以兑现，全球气温仍有可能上升3.2摄氏度。但对以“规范性力量”自诩的欧盟而言，《巴黎气候协定》是其践行多边主义世界秩序捍卫者身份的基石和试金石。

其次，气候与环境议题在欧盟第三方合作和发展援助政策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绿色协议”规划了“大多边小双边”的双轨并行方式促成气候合作，例如，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全球总量的80%二十国集团内部分为超级大国、太平洋岛国、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等不同国家类别。因此，欧盟需要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外交手段寻求公约数。其中，贸易政策将在欧盟领导力的发挥中起到“杠杆作用”。欧盟委员会计划提议将尊重《巴黎气候协定》作为所有未来全面贸易协议的基本要素；欧盟贸易政策需进一步促进绿色商品的贸易、投资和服务。

实际上，欧盟作为全球第四大碳排放体，其2018年碳排放量占全球9%左右，较上一年下降1.9%。相比于美国和印度等碳排放体量大且依然呈上升趋势的经济体，欧盟实际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的空间有限。因此，欧盟能否重拾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与合作。未来欧盟会进一步把气候与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等议题进行深度捆绑，从而强化自身在国际舞台上作为“规范性力量”的角色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协议”更多是一份欧盟展现重塑全球治理积极姿态的政策宣誓，而如何将“绿色协议”细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以治理成效消解国际社会的疲态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