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5刚刚落下帷幕，尽管再次加时谈判，取得的进展却难以令人满意，主要的争议仍是来自于《巴黎协定》第六部分，关于全球碳市场的建立以及如何确定全球认同的碳减排会计核算准则（避免重复计算等问题），主要的争议问题还是一拖再拖，大家似乎在寄希望于时间可以解决一切。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认为，2019年是全球遭遇前所未有气候变化影响的一年，而本次大会难产的成果与气候变化迅猛的影响相比显得苍白。“大会最终的决议没有反映出科学要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没有回应正在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的诉求，更没有保证《巴黎协定》的环境完整性，全球气候行动的整体形势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詹妮弗·摩根说。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经开了25届了，谈判进程总体来说是非常低效的。从历史上看，气候谈判的成功基本都是建立在大国之间在气候大会之前已经基本上谈拢的基础上。对于气候谈判本身而言，气候变化大会上似乎更多只是一个形式和过程了，指望各国谈判代表在短短两周闹哄哄的谈判讨论中形成共识和结论，并不现实。这需要中美联合声明、中欧联合声明、基础四国联合声明等等主要利益集团之间提前达成共识，重要角色的双边合作是多边达成共识的基础。

好比一个项目合作， 大领导之间没有就项目框架内容和价格预算达成一致，指望技术人员相互讨论就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从目前的谈判来看，似乎带给人们消极和负面的信息更多，每年举办气候大会，数万人从全球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除了劳民伤财，碳足迹也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似乎更像是一个party show，是企业、民间机构的舞台，这方面的意义更大一些。本文将从气候大会的正面影响力和环境负影响进行分析。

联合国气候大会一直是环境低碳领域的人心中神圣的存在，感觉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是去参与到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进程中。读书时代也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参与到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神圣工作中，这种经历肯定也对自己提升国际视野有很大帮助。

笔者第一次了解COP是在2009年，当时还懵懂的申请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参会名额，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如愿以偿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得益于2012年当时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选拔和Cathy姐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2012年跟现在奥北环保的剑超以及身在新加坡的Wilson在多哈COP18共居一室，度过了“艰难”而又难忘的岁月。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大家都特别兴奋，很想知道气候谈判代表们到底在谈什么，几个小伙伴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跟谈判的内容，跟着他们谈判到深夜两三点，然后第二天继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这次在马德里看到好几个童鞋发的朋友圈，也能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第一次参加COP的激动心情。

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影响力一直都在，对于个人来说，去联合国气候大会是一种视野的提升，对于企业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展现机会，很多企业都期盼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进行展示，将之视作气候变化低碳领域至高无上的舞台。在与不少企业交流过程中，提到有机会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展示，企业负责人眼里是放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影响力、意义和价值还是非常大，非常有必要持续办下去。

戈尔、梅西、索尔海姆们的个人碳足迹困境 

尽管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正向影响力显著，然而长年的低效谈判、巨大的经济投入以及大会碳足迹本身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笔者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关于参加气候大会的代表或者是平常主张环保的代表或者是公众人物被当作不环保的典型。

例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被质疑，认为其虽然一直在提倡环保，号召全球应该减碳环保，而自己家一年的用电量可供美国一般家庭使用21年，游泳池加热用的电相当于6个美国普通家庭一年的耗电，戈尔团队的回应是其自身通过购买绿色能源实现了自身的碳中和；房子用电来源是高排放来源，自己并不可控；并且他的房子不光是住宿还用于办公等等。这些解释和理由是否足够充分？ 

世界足球先生梅西等近期也被环保人士诟病其一年的碳足迹超标，主要归罪于常年的飞行比赛产生的交通碳足迹（坦率说文中披露梅西的年度个人碳足迹为20吨，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正常来说，一次国际飞行往返的碳足迹在3吨左右，而梅西们由于工作需要，一年飞行的次数应该远远超过6次了）。

而前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去年突然离职的原因竟然是他的差旅过多，差旅费用超标以及造成的碳足迹过多。

每个前往COP的参会人员，身背3吨的碳足迹来参加1-2周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是否是解决气候问题正确的打开方式，能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以上这几个案例共同的问题就是公众环保人物、在某些方面对社会有正向影响力的人物，因工作需要产生的高碳足迹应该如何被正确看待。 

笔者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供参考：首先客观看待公众人物对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正面贡献，他们的工作和活动确实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环境问题并且采取了行动，如果按照以“小罪换大功”的说法，这应该是被鼓励的；公众人物对于环保低碳话题的破圈确实起到圈内人不可能实现的效果，例如郑爽本次参加COP25带来的破圈效果，至少在其自身粉丝的关注、吸引媒体关注方面发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相比起其正面影响力以及对本件事情的推动力来说，戈尔梅西们本人的碳足迹确实是微乎其乎，但是作为一个平等的公民，如何尽量减少个人碳足迹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和挑战。

笔者认为关键是需要形成一个共识，客观来讲，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职业性质其正常的碳足迹是有差别的，例如在一线城市的居民产生的碳足迹确实远远高于欠发达地区，但是不是鼓励我们回到欠发达地区或者原始社会的状态呢，显然更是不可取的。不同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日常的工作内容。我们也许需要制定一个尺度来衡量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职业的个人碳足迹排放标准，一刀切的完全参考全国平均碳足迹或者全球平均碳足迹显然也不是最科学的。

这个问题其实笔者也一直很困惑，但近期跟一位低碳领域的前辈聊天，他的一些做法也许值得借鉴。他认为低碳首先不应该是降低生活质量，这跟经济发展是相悖的，不可取。拿交通出行来说，他平时住在北京的郊区，他给自己定义的标准是如果是需要进入三环，则开车到三环最近的地铁站，然后乘地铁进城；尽量避免早晚高峰出行，必须见面的会议一般安排在下午2-3点，这样不堵车，节能时间也减少碳足迹。不必要的交通出行绝对不发生，能电话解决的问题尽量通过电话或者视频会议解决。他自己也计算过，就是即便如此，他一年的碳足迹也还是超过了15吨（国际国内差旅较多），远远高于中国平均水平。这种情况笔者觉得当下合理的解决方案也许就是尽可能减少自己的碳足迹，而不可避免的碳足迹则可以通过种树等方式实现碳抵消。

关于个人如何在生活中实现碳减排，笔者团队近期与城市碳达峰国际合作平台合作，开展了一个大型城市居民消费低碳潜力的分析，围绕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场景，包括衣食住行用等探索从哪些领域可以比较可行的实现个人碳减排。

衣：通过减少服装购买、租衣、选择有减排目标/行为的品牌，每个人在2020年可以实现超过30千克的碳减排，在2030年可减少超过80千克碳排放。

食：通过一周一天素食、改变食肉量过大以及采取光盘行动等，2020年每人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超过800千克，2030年每人每年可以实现超过900千克碳减排。

住：通过节约电力、选择可再生能源电力、选择节能家电等，2020年每人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超过200千克，2030年每人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超过400千克。

综上，对于大型城市的每个公民来说，在2020年每人每年在衣食住行用等领域实现总体碳减排超过1吨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而随着新能源比例不断提升、公民低碳环保意识逐步强化，到2030年每人每年在日常生活领域实现碳减排可达2吨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