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D：欧盟碳市场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尤其是碳配额的分配有很多争议，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王志轩：碳市场本身是一个好办法，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减排的经济效益问题。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等地从实施过程来说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现和逐步改善的，也并不是说越来越差。

比如欧洲的碳市场，发现了问题也在调整，是逐步在完善的。因为配额一开始无偿分配且过于松，所以碳价很低，市场也不活跃，排放权不值钱了，对排放单位来说就失去了稀缺性和减排的动力。但是后来呢，欧盟逐步由无偿分配变成拍卖碳配额，通过方法上的改进，再借着经济形势转变的春风，碳市场更有活力了。

NBD：我国电力行业碳配额的分配借鉴了哪些国外经验，考虑了哪些国内特点？

王志轩：起步阶段，为什么我们没有进行拍卖，还是进行无偿分配，这是根据中国的特点来设计的。

首先，中国整体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和欧洲各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工业化毕竟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时候有发展的压力。

其次，中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炭为主，电力也是以煤电为主。欧洲虽然煤炭也多，但整体上说燃气电厂占比是比较大的，这个特点也是不一样的。

再次，中国的燃煤电厂，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总体发电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最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欧美那样成熟，电力市场也在改革中，碳市场的建立要衔接到改革进程中来。

这几个特点决定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欧美的经验，但是，他们建设碳市场的逻辑、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认真学习、消化吸收。我们一开始“适度从紧”的碳配额分配原则也是因为汲取了他们的教训。

我们也在认真学习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学习中我们认识到：第一，碳市场本身是一个好的机制；第二，在运行过程中，全世界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式，所以要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目标进行设置。这也是中国的碳市场为什么一定要根据中国的特点进行设计。

NBD：除了化石能源电力，碳市场应该将可再生能源电力纳入吗？

王志轩：目前，从整体发电能效水平看，减碳空间已经很小，但是市场机制还有办法，市场的魅力就在于，可以依靠管理的、技术的和更多的手段，进一步挖掘以往用限值型标准做不到的事情。我的一个观点是，先把碳市场建起来，方法、体系建立起来后，交易对象不能停留在火电厂，应该把其他类型的电厂都纳入，应该把风电、光伏都纳入。

纳入之后，电厂利用小时数的调整空间就会更大，以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环境效益体现出现，并且让它们在碳市场上获利，最终促进低碳电力比例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火电更好地发挥调峰的作用，同时，让一部分落后的产能也淘汰出去。利用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也会比用行政命令效果更好。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碳市场肯定不能只限定于火电这一块，但是下一步怎么放开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与其他的制度关系之间如何调整。

NBD：建立全国碳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还需要哪些法规制度配套？

王志轩：立法是最重要的，国家现在也已经在积极推进立法。立法主要解决下边的问题：一个是从依法治理的角度，把中国的碳市场作为法定任务和重要制度确立起来。对企业而言，就能更加清楚碳资产的属性，有利于长效稳妥地推进碳市场的建立发展；另一个是可以促进投资者对碳市场的了解，有利于资金、技术进入这个市场，更有利于促进低碳发展。

中国的低碳发展不是因为碳市场才有的，近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多年，中国电力行业通过能效管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在低碳电力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中国有了《可再生能源促进法》等法律，相关法律里面所涉及的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没有法律的相关行政制度，它们和碳交易制度之间需要有一个衔接融合。这涉及协调煤炭总量控制、能效控制、“绿证”、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问题。

另外，碳市场涉及配额分配，还涉及交易平台的建设，涉及碳金融，还有履约、监管和纠纷处理等问题，都需要立法来保障。但是我想，即便专门的法律还没有出台，还是需要加快碳市场建立的进程。碳市场也是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先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