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2月15日在西班牙闭幕。尽管会议一再延长，各国仍无法就《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达成一致。这没谈拢的一条主要关于建立市场化的碳减排机制，特别是碳交易市场，这也是《巴黎协定》中与商业关联较为密切的部分。

尽管联合国还没有谈拢，但企业已经开始行动。这一年我见到过两家在中国有生产和销售的欧洲公司，一家公司在考虑投资碳汇林，另一家公司则在考虑安装工厂屋顶太阳能和购买绿色电力证书。两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点，减碳指令都来自总部最高层。因为总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减碳目标，中国市场作为总部外最重要的生产和销售市场，被寄予重托。这两家公司并非孤例。国际上有许多知名企业都先后设定了明确的减碳目标（如下表）。最为积极的是博世，打算2020年就实现碳中和。根据博世披露的信息，该企业计划在短期内购买大量绿色电力以实现碳中和，然后再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中的比重并投资提升能效。

（图片来源：每经编辑 成锦鸿 制图）

追根溯源，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掀起了这一次企业减碳的浪潮。《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这一目标设定使得减碳成为一种政策预期，毕竟很多国家已经制定和着手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会对各行各业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今年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瑞典环保少女盖过特朗普的风头，还登上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气候罢工（Climate Strike）成为《柯林斯字典》2019年度词汇。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正成为一种公众预期。如果不这么做，企业就会面临很高的声誉风险。这对那些知名品牌特别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知名品牌无疑是重要的。

彭博社创办人迈克尔·布隆伯格2015年领导了一个名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工作小组（简称TCFD），系统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企业产生的风险，并在2017年发布了政策建议报告。TCFD将气候产生的商业风险分为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转型风险又可细分为政策法律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声誉风险等几个方面。TCFD报告建议，披露与气候相关的财务信息，以便企业经营和金融投资都能充分考虑气候因素。

综上，我预期会有越来越多企业采取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21世纪以来的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二次浪潮。十多年前，第一次浪潮是伴随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到来的，特征是碳交易机制和市场的兴起，特别是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欧盟碳交易市场（EU ETS）。那时，人们对碳交易寄予厚望，认为通过“配额-交易（Cap-and-Trade）”的方式可以高效促进企业减碳。2008年金融危机的来临，让人们认识到碳交易市场的缺陷：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市场，因此人为的配额设定可能失当；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经济下滑导致配额过剩，引发碳价暴跌、市场失灵。这让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在2010年之后陷入低潮，直到最近。

第二次浪潮不是第一次浪潮的简单重复，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从目前市场走势看，我觉得核心区别可能是碳价格（或碳成本）的发现机制会大不一样。第一次浪潮是用碳市场来发现碳价格，这一次很可能是用金融市场来发现碳价格。

所谓用金融市场来发现碳价格，即通过资本市场体系和银行信贷体系将碳成本体现到融资成本中。具体体现为：一些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公司开始计算资产组合的碳强度，更激进的投资者开始拒绝买入化石能源资产；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减少或退出与高碳企业的业务合作。这样一来，低碳业务占比较多的企业就更容易获得投资者和银行的青睐，融资成本也会相对下降。

政府监管政策在加速这一进程。2015年，法国颁布能源转型法，要求投资机构披露投资过程中如何考虑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2018年，欧盟要求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评估与环境和/或社会目标显著相关的资产的风险特性，诸如气候变化监管政策变化所致的资产贬损风险等，并分析针对此类资产采取专项审慎监管政策的潜在效果。2019年4月，多国央行发起的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发布报告，呼吁各国央行将气候相关风险引入金融稳定监控和宏观监管。

与碳市场相比，运用金融市场的手段有较为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影响更广，纳入碳市场的参与企业数量有限，但几乎所有企业都与银行和投资者打交道，从市场规模上看，碳市场与金融市场相比更是不在一个数量级。其次是交易成本更低，碳市场要依赖一系列的新增基础设施，包括减信用的计算核证方法、认证认可机制等，通过金融市场发现和传递碳价格则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股票、债券、信贷市场的基础设施，单位成本优势十分明显。

因此，这一次浪潮对企业的影响也会更大。大企业首当其冲感受压力，小企业也会由资金链、供应链感受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金融机构则会扮演压力传导的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