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年。全球都在关注国家、区域和机构参与者履行对《巴黎协定》承诺的进展，包括绿色金融的发展。欧盟正在加速推进其“绿色协议”，推动可持续金融框架的落地。美国大选的结果也将影响其在巴黎协定的去留。亚洲的情况如何?

要打赢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必须多头并举。在亚洲，金融可能是其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过去五年来，亚洲的绿色金融一路高歌猛进。虽然亚洲幅员辽阔，各国情况复杂，无法一概而论，但我们认为，整个亚洲可持续金融的成功演进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因素——监管机构的作用。

监管机构在应对环境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绿色资本流动也随之加快。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7%。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的目标是每年覆盖约10万家工厂的8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并首先从年排放量达30亿吨的燃煤发电行业开始实施。首次交易将于2020年进行。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规模可能成为全球之最，并可能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建立联系。

作为《巴黎协定》签署国的印度尼西亚承诺，到2030年自行将碳排放量减少29%，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最高减排41%。作为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一部分，印尼将在2020年试行碳交易。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副会长、法国巴黎银行亚太区可持续资本市场主管黄超妮表示:“我们认为，如果印度尼西亚能恢复和保护其无价的原始森林，则创造碳信用额的潜力巨大。”

一些小国也在贡献一己之力。尽管新加坡的碳足迹相对较小，仅占全球排放量的0.11%，但新加坡政府已对所有行业出台碳排放税。新加坡政府将在2020年向每年排放2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或以上温室气体的设施征收5新元/吨的碳排放税。2023年，新加坡政府将审查税率，目标是到2030年将税率提高到10-15新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一直在表示，他们需要高质量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数据。在亚洲，企业的ESG数据可能不准确或完全缺失。令人遗憾的是，多年的自愿披露要求并未改变现状。

过去两年来，亚洲各地的交易所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使ESG信息披露成为上市企业的硬性要求。

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从2020年起，监管机构将要求所有在中国上市的企业都必须披露ESG信息。这将使得企业更好地了解ESG因素的重大影响，因为若要提高衡量标准和报告质量的成效，就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并确保系统合规。这些规定还将大大提高投资者以ESG为主要指标评估企业的能力。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投资将进一步加强高质量的ESG披露和风险管理。

同样，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最近宣布“升级”其ESG报告规则。自2020年7月起，港交所上市企业须报告董事会在ESG治理、披露及落实方面的角色。企业还必须报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对社会关键绩效指标的披露，以及ESG数据的外部认证。

最终目标是引导资本流向那些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具有气候韧性和有利于可持续转型的活动。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要求引导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可持续发展领域。“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着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的发展，我们看到在2019年上半年，21家主要银行为支持绿色行业发展提供的信贷达到10.6万亿元人民币(1.54万亿美元)，”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香港绿色金融协会会长马骏解释道。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绿色信贷余额占中国12家主要银行未偿贷款总额的9.6%，与2013年上半年相比，年复合增长率为13.9%。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还修订了其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纳入其中，鼓励银行更多发展绿色金融业务。自201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领先的绿色债券发行国，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超过一万亿人民币，未偿绿色债券总发行量为7375.7亿元人民币。

2019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分阶段推动绿色及可持续银行业发展。第一阶段制定了一个共同框架，以评估各银行的“绿色基准”；第二阶段确定具体目标；第三阶段要求落实、监测和评价银行的进展情况。香港还首次发行了1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

在大中华区以外，我们还见证了2019年韩国可持续债券发行量的激增。韩国共发行了5亿美元的主权可持续债券，支持绿色议程和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韩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纷纷效仿，竞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ESG资本。2019年，韩国发行的美元和欧元可持续债券总额达到55.4亿美元，超过中国。

在东南亚，各监管机构正在身体力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做法纳入其监管评估体系。同时，鼓励本地银行采用行业标准，并加强ESG披露，包括完成企业客户的ESG评估[1]。

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似乎从欧盟汲取了灵感，计划为银行和保险公司建立一个“基于原则”的绿色分类系统，以识别和标记可能有助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的经济活动[2]。印度尼西亚对于绿色债券郑重其事，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发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绿色伊斯兰债券，未偿总额达27.4万亿印尼盾(20亿美元)。

总体而言，从2016年到2019年，亚洲发行的可持续债券每年增长了约48%，表明需求和供应强劲。

在债券市场之外，ESG投资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处于落后位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版《金融稳定报告》，广义而言，有近2000只基金在ESG策略下投资了85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3]。亚洲缺口仍非常明显，亚洲投资者需要逐步填补。

亚洲证券监管机构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根据《全球负责任投资评论》，日本是ESG投资的第三大市场，基金公司争相投资于一系列ESG投资策略。ESG投资成为日本的主流，离不开资产所有者的大力推动，包括资金规模达159.21万亿日元(1.45万亿美元)的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以及日本邮政保险等寿险公司。

马骏认为，香港显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最近开展了一项调查，以确定持牌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决策中如何看待ESG因素及气候风险。在接受调查的660家持牌资产管理公司中，始终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和风险管理流程中的只占35%。只有23%的资产管理公司制定了程序来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对财务的影响。”

香港约有20只ESG主题基金，与香港作为国际公认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香港证监会于2019年底发布的一则通告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需要加大整合ESG因素的力度。管理着4万亿港元(5100亿美元)外汇基金的香港金管局公开承诺将开展ESG投资，并于近期签署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

在东南亚，新加坡金管局设立了一个2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项目，以加速新加坡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4]。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于 2017 年发布了《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基金指南》，介绍有关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政策等方面的详细信息[5]。

2020年是气候政策的成败之年，继2015年签订历史性的《巴黎协定》之后，各国将重新评估其“国家自主贡献”(NDC)。亚洲国家必须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战役中继续取得进展，其融资政策是一关键突破口。

“绿色金融只能继续向前发展。随着亚洲决策者纷纷贡献一己之力，我们预计随后的资本流动将加速整个亚洲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影响，”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国巴黎银行亚太可持续资本市场主管黄超妮说。

“政策制定者应继续发挥领导力，为绿色债券发行人和ESG投资者铺平道路，以推动私营部门的进一步参与。”

目前，亚洲有三家主权绿色债券发行机构，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香港。然而，正如黄超妮所指，这意味着占全球60%人口的51个国家/地区尚未利用绿色融资来资助其气候转型。

贝恩公司估计，过去三至五年来，90%的亚洲投资者加快了可持续投资的步伐[6]。2018年至2019年，签订《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的亚洲基金经理数量增加了15%[7]。

这让人看到了希望，因为前路漫漫，道阻且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到2030年，必须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减少45%，才能在本世纪将全球升暖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从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筹集上万亿美元的资金，为整个亚洲的可持续转型提供资金。

（本文由黄超妮根据马骏、黄超妮在《Asia Asset Management 》发表的英文文章 Climate Flight翻译和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