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Going beyo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The influence of firm

size on the effect of green practice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原文作者：Nor'Aini Yusof

（注：文中GP指绿色实践，CFP指公司财务绩效）

一、背景概述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也面临许多环境挑战，例如高碳排放，能源使用和建筑垃圾。其中许多挑战是基础设施发展迅速和房地产需求增加的结果，因为马来西亚计划到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建筑业发展局[CIDB]，2015年）。这些挑战促使政府启动了《2016-2020年建筑业转型计划》，其中包括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其战略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的环境目标（CIDB，2015）。为了支持该目标的实现，采用了一个强有力的环境可持续性评级工具，将其称为“马来西亚碳减排与环境可持续性工具”，它评估设施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以及绿色投资税等绿色激励措施。

免税和绿色所得税豁免于2017年推出（CIDB，2018）。许多公司意识到环境问题，但是缺乏采用适当水平推动绿色实践的的普通合伙人的策略（Amran，Ooi，Wong和Hashim，2016）。尽管做出了上述努力，2018年仅回收了13.7％的建筑和拆除废物，并且仅有限的公司已采用适当水平的通用许可（CIDB，2018）。因此迫切需要找到有效的策略来提高建筑业实体的绿色实践，这是作者研究的目的。

关于GP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直到现在，关于GP和CFP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小的公司如何影响这种关系还没有结论性的结果。Segarra‐Oña,Peiró‐Signes, Ceballos Santamaría和Vargas Vargas (2013)揭示，没有证据表明GP较高的公司的CFP高于GP较低的公司。Li，Ngniatedema和Chen（2017）发现，美国500家顶级公司的GP和CFP之间的关系很弱。在建筑行业，Siew，Balatbat和Carmichael（2013年）发现GP与CFP之间没有重要的关系，或者只有较弱的关系。相比之下，一些研究揭示了GPs在建筑业以外的行业中的经济利益。这些研究突显了不同领域（例如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商业实践[GBP]）和公司规模（大型企业和SME之间）中GP对CFP的影响的差异。

因此，作者的研究主要是关于GP对CFP的影响是否取决于GP应用的具体领域和企业规模，而先前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一点。同时，作者考虑到建筑公司面临的诸多财务挑战、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公众强烈期望公司对环境负责等，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践指导，以鼓励他们在行业参与者中践行GP，帮助管理人员制定有效提高公司CFP的GP

二、研究假设

假设一：GBP对建筑公司的CFP有积极影响

GBP指企业通过将环境问题纳入其业务战略中来实现其业务目标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能力。公司被要求行使企业社会责任，其中包括对环境的责任并通过平衡业务产品、股东需求和社会需求来塑造公司系统，以达到更高的责任水平。企业承受着不断改善其产品和流程的环境友好性以获得竞争优势的压力。具有较高绿色投资的公司可以从较高的净利润率中获得更多的财务收益。

假设二：GSM对建筑公司的CFP有积极影响

GSM，绿色供应商，是指从提取阶段到产品和服务消耗的建筑材料流管理。例如选择不使用有害材料的供应商，要求供应商采用ISO 14000以及对供应商内部管理进行环境审核，尽管参与GSM可能需要更多的协调，从而增加了复杂性和成本，但所有参与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可以限制成本并提高CFP。

假设三：GSCM对建筑公司的CFP有积极影响

GSCM，绿色分包商管理，指选择经过绿色认证或ISO 14000的分包商。

假设四：GPM对建筑公司的CFP有积极影响

GPM，绿色项目管理，指建设项目阶段与环境议程的整合，它鼓励在分散的项目阶段中整合环境原则，减少浪费，鼓励有效利用资源，并随后提高CFP。

假设五：公司规模减缓了GBP、GSM、GSCM、GPM对GFP的影响

企业规模可以通过全职员工数量或资本数量来衡量，大型企业更有可能从事许多经济和非经济业务活动。中小企业增营销能力（即更快，更便宜地制定营销策略）和CFP之间的关系要比大型公司有效。小型企业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而普遍具有较低的污染水平，因此违规风险较低，其净利润率高于大型企业。同样，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更简单的组织结构和相应的更快的决策能力，因此它具有更大的环境责任灵活性，这与大公司相比对CFP的影响更大。但同时，受资源、知识和技能约束的中小企业在采用GP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与小公司相比，拥有更多资源，技能和技术的大公司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提高CFP。此外，发现在信息共享，协作和法规遵从的支持下，大型公司在FP方面显示出与GSM和GSCM具有较大关联。

三、研究方法

23个项目的调查包括三个部分：公司的背景信息（四个方面）；GP的方面（14个方面），包括GBP，GSM，GSCM和GPM；CFP（五个方面）。

建筑公司的名单是从马来西亚CIDB，马来西亚房地产和房屋开发商协会，马来西亚咨询工程师协会和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获得的。小型企业（少于20名员工）为44％，中型企业（20至50名员工）为28％，大型企业（超过50名员工）为28％。对差异的单向分析用于证实受访者对公司目标，活动和绩效具有相似的知识和理解。结果显示P值= .458，表明受访者的知识和能力之间没有显着差异。

作者使用WarpPLS版本6.0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包括两个评估步骤：测量模型评估和结构模型评估。选择PLS-SEM时考虑了几个标准：（a）研究是否以预测为导向（b）数据特征是否呈正态分布（c）研究模型是否涉及形成性和反射性结构。在本研究中，目标本质上是预测性的，试图找出显著影响CFP的关键GPs，以及企业规模对GPs与CFP关系的影响。第二，进行了两次正态性检验：Jarque-Bera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多个变量不正常；Shapiro-Wilk检验（P>0.05）显示数据显著性为0.000，表明数据不正常。第三，压力研究的结构模式包括反思性结构和形成性结构。这些证明了PLS-SEM的正确使用。

四、评估模型

步骤一：评估模型

步骤二：结构模型评估

Sympson模型的悖论比率为0.875，因此，模型显示出令人满意的适合度和强烈的预测相关性。考虑公司规模时，模型的预测相关性增加了5.3％，从0.414至0.467，表明假设五的成立。

步骤三：主要影响分析

根据假设检验的结果，四个路径中的三个是正向且显着的（P值<.05）；GSM➔CFP，GSCM➔CFP和GPM➔CFP，分别支持H2，H3和H4。GP对CFP的主要作用强度通过作用量大小f2验证，0.02表示影响很小，0.15表示影响中等，而0.35表示影响很大。以上结果表明，与GSM（f2 = 0.076）和GSCM（f2 = 0.073）相比，GPM对CFP的直接影响最高（f2= 0.238），为中等程度的影响。但是，GBP➔CFP的路径并不重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H1。

步骤四：调节作用分析

就缓和效果而言，四个缓和路径中的两个是显著且为正的，GBP➔CFP和GPM➔CFP，支持H5a和H5d。正方向表明，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GBP➔CFP和GPM➔CFP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更大。GBP➔CFP，公司规模大小将使GBP对CFP的影响f2从0.044扩大到0.051。GPM➔CFP而言，公司规模大小将使GPM对CFP的影响f2从 0.238降低至0.014。这些关系可以通过交互图更好地解释。图1和2分别显示了GBP➔CFP和GPM➔CFP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

第一，作者分析了GP对CFP的影响，并研究了企业规模是否会缓和这种影响。研究发现，GSM，GSCM和GPM对建筑公司的CFP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发现GPM对CFP的影响最大。这一发现凸显了确保将GP集成到设计构建的可持续性管理的重要性。

第二，GP对CFP的贡献不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马来西亚的GP分布不广，因为大多数都集中在公共项目上。尽管GP是由于环境法规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而采用的，但建筑公司的文化，政策和运营并未与环境议程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第三，公司规模和GP对CFP的影响程度至关重要。大型公司采用高水平的GP和较高的毛利率才能享有更高的CFP。大型公司具有资本，技能和技术研发的能力，为研发和与供应商的联系提供了资源池，并确保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在GP和毛利率较低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的CFP比大型公司高。高昂的GP实施成本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可行的策略，中小企业不应超出遵守环境法规，以及它们必须在污染控制的程度。

这些发现表明，采取适当策略的重要性很重要，这些策略应根据建筑公司的规模来考虑建筑公司的GP程度，以获得更高的CFP。

作者：

马雪瑶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硕士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