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环境研究所（SEI）学者发表文章，题目是Breaking the habit of fossil-fueled development（打破化石能源发展的习惯），阐释 “碳锁定”的概念，对各国如何减少和最终消除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出建言。

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但全球化石能源的排放量仍然居高不下。各国政府和工业界依然在扩大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生产，这与巴黎协定限制全球变暖的承诺形成鲜明对比。最近的估计表明，全球在2030年生产的化石能源将比将温升限制2℃的水平高出50%，比温升限制在1.5℃的水平高出120%。

已建立的化石能源系统有一种惯性，即便有可行的低碳替代技术出现，由于惯性化石能源持续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为“碳锁定” （Carbon Lock-In），即过去或现在为建立高碳能源系统而进行的投资和政策，损害了我们未来减排和实现气候目标的能力。

一个简单的碳锁定的例子是投资燃煤电厂。一旦建成，煤电站通常会运行几十年，这意味着现在投资的决定可能会让导致到本世纪中叶继续排放，而那时排放本应降到零，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的1.5°C目标。还有一种情况，在化石能源资产的正常使用寿命之前不得不“提前”退休，最终会导致浪费资本，造成“搁浅资产”。因此，立即停止投资高碳基础设施建设并避免其带来的碳锁定至关重要。

但是，碳锁定不仅仅是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当人们建立能源系统时，也创造了一套行为和制度来支持它。当整个政府部门都在计划扩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时，或者如果一个社区的许多服务，包括学校、博物馆和体育运动队都依赖于化石能源行业支持时，使得克服碳锁定非常困难。对于新进入的低碳替代技术来说，即使成本较低，也难以参与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和监管机构出于政策原因可能继续青睐煤炭，即使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明显指向应该关闭煤电厂。

再以内燃发动机的汽车为例。社会不仅仅投资于汽车制造，我们还建立了一整套交通系统，一系列依赖汽车的行为，以及以私人汽车为中心的文化。私家车的兴起帮助石油和汽车工业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拥有保持这一地位所需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这些力量的组合有助于保持以石油为燃料的汽车的主导地位，并使我们很难大规模转向使用低碳替代运输技术。因此，在考虑制定长期战略时，各国不仅要考虑如何建立低碳经济，而且要考虑如何避免新的碳锁定，特别是解除先前建立高碳产业已经确立的锁定机制。

避免碳锁定的最简单方法是首先避免新的高碳项目上马，至少应该避免使用寿命长的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如燃煤发电站）。为了在长期战略中逐步淘汰高碳产业，各国政府可以考虑长期目标和所需的中间步骤，以使工业发展符合气候目标。这可能需要与受影响社区和利益相关者进行认真协商，以确保政策和计划可行，其目标和时间表能够实现。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德国的煤炭淘汰计划出台的过程。德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多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煤炭退出委员会”，充分讨论以确定2038年的目标、时间表和逐步淘汰计划，包括禁止新建煤电站，现有煤电站的关闭时间表，以及补偿受逐步淘汰影响的煤电站的措施。这样的做法使政府成功地颁布了“煤炭退出法”。

总之，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增长还不够，也远不足以减缓化石燃料的开发，或减少排放量的增加。迄今为止，可再生能源只是增加了能源供应，而不是取代了污染严重的化石能源。虽然低碳能源发展仍然至关重要，但各国需要采取更直接的措施摆脱化石能源，从机制上打破碳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