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之一。本文从气候多样性、气候变化风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多样性着手，系统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多样性和严峻性。结合人类社会活动与气候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提出了人类社会与气候变化共生存的范式，并依据此范式，对应对气候风险的全球机制提出几点建议。

 

1 引言

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气候变化风险加剧了这一大变局。气候条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亦是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尺度来看，气候都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特征。因此，人类自从地球上诞生以来，就与气候的多样性共同生存，相互影响。大量考古和文字历史记录表明，气候对人类的影响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尺度下，气候与人类及其活动的相互影响程度呈现不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气候的影响日趋明显，其影响不但在空间范围上从局地扩展到全球尺度，对气候变化速率的影响更是过去四十万年所没有的。1951-2018年，我国地表气温显著上升，平均增温速率达0.24℃/10年。近20年是20世纪初以来的最暖时期。1961-2018年我国气象站观测到的暴雨日数占比全年日数的比例呈明显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3.8%。1961-2018年，我国发生了178次区域性气象干旱事件，呈上升趋势，其中极端干旱事件16次，严重干旱事件37次，中度干旱事件73次 。根据《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9）》绿皮书中记录，1984-2018年我国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呈现快速增加态势，以2018年市值计算，1984-2018年我国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894.5亿元/年，其中1991、1994、1995、1997、2010、2013和2016年的损失均超过了5500亿元，1996和1998年甚至超过了8000亿元。1984-2018年我国城市气象灾害损失也呈快速增加态势，以2018年市值计算，1984-2018年我国城市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894.5亿元/年。从农作物受灾来看，2004-2018年我国因气象灾害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分别高达3429.6万公顷和373.6万公顷，其中在气候巨灾发生年份损失更大，例如2007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分别高达4961.4万公顷和579.8万公顷。从人口灾情来看，2004-2018年我国因气象灾害年均受灾人口和死亡人口分别高达2.67亿人和1871人。由此可以，因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各类灾害形势严峻，防范气候巨灾刻不容缓。整个世界正在感受到影响人类与气候共生存的风险在增加，这与人类追求“天地人和”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目标相背离。为寻求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防范目前人类还难以应对的灾害风险，需要对气候变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不仅有助于公众和决策者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而且对于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多样性视角剖析：气候、气候变化风险和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和气候变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气候是大气物理特征的长期平均状态，具有稳定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的特别报告将气候变化定义为“能够识别的气候状态的变化，即平均值变化和/或各种特性的变率，并持续较长的时间，一般达几十年或更长时期。气候变化或许是由于自然的各种内部过程或外部强迫所致，或者是由于大气成分或土地利用的持久人为变化所致。”目前学界对气候和气候变化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且对气候的多样性特征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然而对气候变化多样性的特征，尤其是极端事件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

2.1 气候的时空多样性

气候的多样性特征是指气候均值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时空多样性特征。在时间

维度，（1）从千年尺度看，全球气候存在明显的冷暖与干湿变化的交替。挪威气候学家曾作出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由此判定雪线高于1600 m时，当地气候温度比现在温度温暖；反之，比现在寒冷。竺可桢曾根据中国古代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绘出了中国近5000年的年温度变化曲线，亦表明在千年尺度上，中国气候呈现出冷暖交替变化。（2）在百年尺度上，大量的树木年轮资料表明，气候仍呈现出冷暖与干湿交替变化的特征，且显示出不同的组合，即冷干、暖干、冷湿与暖湿的气候组合。（3）在十年尺度上，有大量的气象观测资料表明，气候呈现出的冷暖与干湿交替变化的同时，还表现出风速与风向、气压与湿度，以及能见度与辐射等气候要素的波动变化，更加表明了气候变化的多样性。在空间维度，（1）从全球空间尺度看，依据实证分类法，柯本将全球气候划分为5个气候带、12个气候型。此外，依据成因分类，也有学者将气候先分带再分型，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依据气温和降水，参照植物类型。后者则突出其辐射和环流划分气候带，再依据大陆东西岸位置、海陆影响、地形等因素与环流相结合确立气候型。据此斯特拉勒将全球气候划分为3个带、13个气候型和27个亚型；周淑贞将全球气候划分为3个带、16种气候型。由此可见全球气候呈现出多样性特征。（2）从区域空间尺度看，气候的这种多样性仍然表现突出。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委员会把中国气候划分为6个气候带和1个高原气候区，并进一步划分为32个气候型；中国气象局则把中国气候划分为9个气候带和1个高原气候区，并进一步划分为22个气候型。从局地空间尺度看，气候多样性仍然存在。郑度对珠穆朗玛峰地区的气候划分为低山热带、山地暖温带、山地寒温带、亚高山寒带、高山寒冷带、高山寒冻带和高山冰雪带共7个气候类型。可见，气候因地球公转和自转以及接收太阳辐射的多少而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多样性。

2.2 气候变化风险的多样性

气候变化多样性特征是指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气候变化属性的多样性特征，这里的气候变化属性包括变化趋势、波动特征和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等。史培军等根据气候变化的变化趋势（上升/下降/无明显变化趋势）和波动特征（增强/减弱/无明显波动特征）可以将气候变化分为9种模态，并据此开创了气候变化区划研究的先河，吴绍洪等根据这一理念开展了RCP8.5情景下的中国气候变化风险区划。在数学意义上气候变化中的变化趋势包含的是气候因素均值特征的变化，是由气候因素的趋势性形成的得失不定的风险（Trade-off Risk），主要由地理位置和承灾体的脆弱性所决定。而波动特征则表征的是气候因素方差的变化形成的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ty Risk）。值得注意的是气候的波动特征中其实包含了部分极端事件天气和气候事件的信息，但又不完全覆盖。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属于气候变化中的突变事件，可导致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风险（Extremely Weather Risk）。气候突变是普遍存在于气候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符淙斌等给出了气候突变的普适定义：最基本的气候突变有4种类型，即：均值突变、方差突变、跷跷板突变和转折突变。实际的突变往往是它们的组合。可见，气候变化因其属性特征在地球空间分布上的不同组合，而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它表征的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多样性。

2.3 气候变化影响的多样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有关。2016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最暖的一年，对全球多数地区影响较大。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多数地区正在经受更热、时间更长、更频繁的热浪侵袭。气候变化导致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超出预计，并可能逐渐加剧。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不仅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还会对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危害。2016年2月13日，在迪拜“世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气候变化问题圆桌会议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达席尔瓦警告称，如果不能立即采取行动，加强粮食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许多地区未来的粮食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害”，并可能导致全球为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极端贫困目标所作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水资源管理是需要采取行动的一个关键领域，全世界数百万小农户正在艰难地应对水资源短缺，而气候变化则使局势进一步加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斯蒂芬妮·卡尔森的研究证明，降水变化可能在动植物的自然选择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自然选择是解释生物为适应环境而进化、生存的机制。气候变化的后果之一是全球降水模式出现异常，一些地方降水次数减少但降水量暴增，一些地方干旱成为常态。斯蒂芬妮·卡尔森的研究团队收集了168份已发表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对世界各地不同动植物种群的自然选择加以量化。斯蒂芬妮·卡尔森对这些报告进行分析，把自然选择模式与气候数据对应起来，发现20％至40％的自然选择变化可能归因于当地降水变化。这一发现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这项研究涉及全球范围。这说明依据像降水这种常见的气候因素，自然选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斯蒂芬妮·卡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与降水相比，气温变化对生物自然选择的影响要小得多，但也有可能是这组数据中气温的影响没有体现出来。

2.4 对气候变化认识的多样性

在全球多数学者、公众和决策者越来越认同气候变化的同时，仍有不同人群对气候变化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并非认同全球变暖这一科学共识，反而重视被限制排放的行业，认为来自各类监管的“繁文缛节”不必要地阻碍了就业增长和石油及天然气产量。奥巴马时代限制钻井、成本计算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及特许权使用费等措施，不仅阻碍了联邦的能源生产，也妨碍了油气产业的就业。时任美国环保局局长Scott Pruitt认为精准计算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十分困难，有关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程度存在巨大争议，所以不认为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评价为一个“坏协议”。在美国环保局已经开始推翻一些条例，如《清洁水法案》，还将取缔清洁能源计划和节能燃料标准等；消减了在气候变化项目方面以及国务院的经费；裁员1/5，约3000名员工。经费将从82亿减少到61亿美元。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际，欧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日前表示，欧盟将通过加强外交努力维护此协定。在中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建设以来频繁出现短时冻雾天气，低云、低能见度天气现象，多次影响航班运行。例如2013年1月3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机场投入使用仅半年多，发生大雾，一次大雾就引发高峰时多达上万人滞留，导致滞留乘客情绪激动的场面频繁上演，乱象频出，许多机制首次检验就露了怯。如果以后再碰到雾天等极端天气，如何应对，如何让人们平安愉快地出行，值得深思。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航班偶尔延误不可避免。要避免再次陷入“极端天气——航班延误——旅客滞留——过激事件”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对气候变化的有全面、系统、深入和正确的认识，才能考虑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对基础设施选址和建设的影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事也存在多样性的认识，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变暖将导致高山融雪提前，但是对融雪速率如何响应气候变化人们却缺乏了解。最新研究表明发现高融雪速率产生的融水量分数在更暖的气候下显著降低，即温度更高融雪更慢。这是因为融雪季节限定在一个有效能量较低的时间内，暴露在足以造成高融雪速度能量下的积雪区域减少了高达64%

2.5 应对气候变化的多样性

维持稳定的气候条件，促进文明繁荣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要、科学家、政府和公众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其裨益大大超过成本。在《巴黎协定》的背景下，各国提交了其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包括气候减缓目标。各国需努力使全球升温幅度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2℃，并努力达到1.5℃的目标。依照目前的趋势，如不采取更严格的温控措施，21世纪温升幅度可能将达3℃。如果全面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土地利用，特别是森林，可成为《巴黎协定》的关键组成部分：全球范围将1990-2010年的净人为源（1.3±1.1 GtCO2e/年）转为到2030年的净碳汇（达-1.1±0.5 GtCO2e/年），并提供各国计划减排量的1/4。实现和跟踪减缓潜力需要各国的承诺更加透明，更紧密的科学—政策合作，以增强对数字的信心，包括调和国家报告与科学研究之间约3GtCO2e/年的估值差。鉴于气候和气候变化在不同时空尺度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决策者在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灾害与生态环境风险时，必须充分考虑气候的时空尺度和气候变化的本质特征。目前，联合国在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策时，缺乏对气候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多样性这一因素的考虑，单纯仅从全球空间尺度或仅从全球百年时间尺度或是从气候变化趋势，制定全球统一的减缓与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不仅是不科学，而且是不合理的。人类必须从适应气候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通过降低脆弱性、提高恢复性和改进适应性，三管齐下以降低和防范各种时空尺度的灾害风险为核心，把减轻灾害风险耦合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之中，制定相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对策。降低脆弱性、提高恢复性和改进适应性均是针对承灾体而言的，现行的各国政府行政管理单位无疑应把城市和社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单元。因此，要高度重视城市及社区间减轻灾害风险进展比较的科学评价，形成公共、私人与公民共同应对的合力，特别是地方政府要通过大力整合适应气候变化与减轻灾害风险的知识、工具与措施，不断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反馈和经验共享，从而加强城市社区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与提高城市抗灾能力之间的有效合作，最终达到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多样性的挑战，实现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把提高城市的抗灾能力做到家喻户晓，形成一个整体的、可显示的、可推行的城市灾害风险防范模式，使人人参与、家家户户受益。

3 气候变化影响的多样性与严峻性

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威胁，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环境，也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气候变化对经济生态社会产生的影响主要可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3.1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或蒙受每年1.7万亿美元经济损失。慈善组织乐施会研究认为，除非全球达成更严厉的气温升幅控制措施，以及为贫穷国家提供更多应付气候变化问题的援助，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暖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将达每年1.7万亿美元。如果气温将上升3℃，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须额外花费2700亿美元来应对极端天气与海平面上升等问题，这将使他们每年的适应成本达到79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气候也对海洋经济产生影响，北冰洋的酸化速度大于太平洋和大西洋，这表明全球变暖对高纬度地区的海洋酸化影响可能大于低纬度地区。海洋吸收人为CO2会降低海水的pH值和碳酸盐矿物文石饱和状态，使得海洋进一步酸化，从而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产生危害。

3.2 气候变化对民生的影响

世界银行研究认为，如果人类不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在2030年到来之际，世界上将有1亿贫困人口成为气候灾民。贫困的人口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并且这些不利因素有可能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同时还会令非洲和亚洲南部的众多人口失去近几十年来获得的社会福利。与此同时，6.9亿儿童受全球变暖影响面临高死亡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全球23亿名孩童中，近6.9亿住在气候变化风险最高的地区。其中，近5.3亿名儿童住在受洪水与热带风暴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多数是在亚洲；另有1.6亿名儿童生长于发生严重旱灾的地区，多数是在非洲。

3.3 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气候变化背景下，2050年某些主要作物产量或比现在减少25%，并且极端气候导致日常食物涨价。根据IPCC估计，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2050年某些主要作物的产量可能会比今天减少25%。并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报告指出，气候变暖不但会影响我们的食物供应，而且会持续升高的温度和干旱会导致小麦等类似的农作物发育不良，导致谷物产品价格走高，进而导致日常食物涨价。

3.4 气候变化对干旱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干旱半干旱区面积到21世纪末或占陆地表面50%以上。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全球干旱半干旱区面积将会加速扩张，到21世纪末将占全球陆地表面的50%以上，其中约四分之三的干旱半干旱区面积扩张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并将加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风险。

3.5 气候变化对海冰的影响

对北极地区而言，所谓“无冰”是指北极海附近海冰少于100万平方公里。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有卫星观测记录以来，不到40年，北极夏季海冰的范围几乎减少了一半。依目前趋势，北极海冰约40年后就会消失。升温 2℃后北极海冰在夏天消融的风险仍达到39%，但若仅升温1.5℃，海冰几乎确定能够保留下来。即使各国政府达到2℃温控目标，北极夏季无海冰的情况仍可能在21世纪出现。除非各国政府为削减碳排放制定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否则冰在夏天消融无踪的机率是73%。近几十年来，北极冰层稳定缩减，冲击原住民的生计和北极熊等野生动物的生活，与此同时，北极还开放了更多的航运和油气探勘，对区域民生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3.6 气候变化对区域发展环境的影响

《中国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国家评估报告》指出，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近60年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中东部冬半年平均重污染天数显著增加，尤其是华北地区因重污染天气导致能见度明显下降。气候变化对重污染天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是大气环流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大气的扩散条件。中国秋冬季大气污染物的扩散与西伯利亚高压和大范围强冷空气爆发南下有明显联系。在行星尺度大气环流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共同影响下，全国性的寒潮事件频次呈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平均每十年减少0.2次。同时西太平洋地区生成的台风和热带气旋个数有减少趋势，登陆中国的台风和热带气旋频数也有减少趋势，从而导致我国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夏秋季的大风天气频率有减少趋势，大气扩散能力下降。第二是气温升高、降水减少、平均风速降低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20世纪 50年代初以来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平均每十年升高0.12℃，而中国地面气温上升速率则明显高于全球平均，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全国年平均地面气温每十年上升0.25℃，中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呈减少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清除。近30余年，中国对流层年平均风速下降速率达到每十年0.10~0.17 m/s。中国北方和东部大范围地区寒潮大风频次减少，南方沿海热带气旋及其强风频次下降，全国多数地区近地面平均风速减弱，均有利于静稳天气现象的出现和增多，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第三是气候变化会增加逆温层出现的频率。逆温层的出现对局地重污染天气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气温随高度增加而下降，但在某些气象条件下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这种现象称为逆温，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称为逆温层。在正常气象条件下，污染物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但逆温条件下，逆温层阻碍了空气的垂直对流运动，近地面大气污染物“无路可走”，越积越厚，空气污染势必加重。冬季更加容易发生重污染天气便与逆温层有关。冬季，夜间近地面空气温度低，而高层空气温度高，冷空气密度要比暖空气大，近地面的冷空气不会向高空运动，在垂直方向上也就没有了空气交换，这样更容易形成重污染天气。气候变化对重污染天气的形成和影响应予以高度重视。

4 与全球气候变化多样性共生存

4.1 人类活动与气候的关系

人类活动与气候的关系是讨论气候多样性问题的一个永久主题。工业革命以前，两者的关系是以气候为主导的，即人类日常生活、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当地文明乃至语言艺术等方方面面大多时间是为了适应气候。历史记录表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异常可以导致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在短期内迅速消亡。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累积效应逐渐显现，人口、社会与经济所呈现的指数型上升，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也日趋显著。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与改变的程度,与气候的多样性和人类活动的方式、广度与深度有关。首先，人类活动改变了大气成分。大量观测表明，自从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引起的各种气体成分排放到大气，明显地改变了大气中的成分组成，特别是温室气体所占的比例。据此，有不少研究成果认为，气候变暖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变暖的主要原因。其次，人类活动改变了下垫面辐射性能。自然地表覆盖的反射率，通常只因地表覆盖的类型不同、季相不同而不同。自然地表由于人类的各种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大大改变了自然地表的反射率，例如城镇、工矿、道路、居民点等建设用地，明显提高了地表反射率，通常比自然地表的反射率要高5%~10%。人类的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使地表反射率发生很大的变化，地表反射率不同,则地表吸收的太阳辐射也就不同，这可明显地影响地表的辐射通量，这正是近地表温度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再次，人类活动改变了下垫面动力结构。自然地表的风场与地貌及城市起伏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人类的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使地表粗糙度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人类滥伐森林、盲目垦荒、城市建设等活动，明显改变地表起伏状态，进而影响地表粗糙度。最后，人类活动改变了下垫面热力性能。由于人类活动对地表土层含水量的影响，波及到地表水热收支情况，进而改变了地表的热通量。通常地表土壤水含量越低，则热通量就越低。由此可以看出，人类通过改变大气成分的组成及其时空分布、下垫面的辐射和热动力结构和过程等，影响地球气候系统的时空演变过程，两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在这个人类及其活动与气候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体系中，人类及其活动首先表现出对下垫面的影响，进而对气候产生影响，即改变局地气候特征，如城市热岛效应。与此同时，人类通过大面积的植被建设，大量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大面积的改变土地利用的方式，大面积的景观城市化等，减轻或加强了气候对人类及其活动的影响程度，改变区域或全球气候系统的时空格局与气候稳定性。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为改善极端干旱、极端寒冷、极端低氧区域内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生存环境，以及提高人类在这些极端气候区域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能力，诸如应对台风、暴雨、干旱、沙尘暴、寒潮大风，以及低温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能力，则需要全球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在社会制度、经济模式、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应有新的创新，全面提高防御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能力和利用极端气候区域的能力。这也符合联合国减灾署提出的“与风险共生存”的战略主张。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寻求与气候多样性共生存的各种措施，即能适应气候在空间上的多样性，也能适应在时间上的多样性，特别适应在时空两个方面的极端天气与气候特征。

4.2 人类与气候系统变化多样性共生存

长期以来，人类的先人们在地球上的生存、演变、发展过程中，学会并且掌握了利用气候多样性的技巧，特别是在广泛的农事活动中，充分考虑了气候在空间上的多样性特征，发展了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系统，形成了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等在内的大农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类的农事活动及其居住条件的建设充分适应了气候在空间上的多样性。人类通过发展地膜覆盖技术、节水灌溉技术、作物和林木品种改良的现代生物技术、各类信息技术等，大大提高了适应了极端气候区域和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能力。全球已有的适应气候多样性措施，在应对气候在空间上的多样性，功效十分显著。同时，人们也在提供科学与工程技术手段寻求适应气候在时间上的多样性。在中国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由于年降雨量的波动十分突出，就发展了“波动农牧业”的生产体系，以适应降雨量的年际变化。而城市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空调，也是为了适应气候在时间上的多样性。然而，与适应气候空间多样性历史相比，人类在适应气候多样性方面，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气候在时间上的多样性有很明显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人类应对这一气候多样性的难度加大了。就全球而言，气候变暖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伴随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及持续时间均将增强，进一步挑战人类及其活动的应对与适应能力。近年来发生在欧洲、亚洲、北美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2003年和2010年发生在欧洲的热浪等均给人类生命安全和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上万人的死亡和高达千亿元的损失。这些巨灾事件暴露出人类及其活动在适应气候多样性的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在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威胁面前十分脆弱。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在学会适应气候在空间上的多样性的同时，探求适应气候在时间上的多样性，尤其是需要大大提高适应极端气候区域和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能力。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特别是对极端天气及气候事件的监测预报及预警能力，大大减少了在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中造成人员大量伤亡的数量，但由于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仍呈现增长的趋势。如何缓解由于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给人类及其活动造成的巨大压力？人类通过影响天气系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旱、冰雹等气象灾害的水平，但至今仍然没有十分有效的措施可在大范围内明显减轻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造成的灾情。只有大面积提高人类应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设防水平、风险转移水平，以及防御意识和科技水平，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气候在时间上的多样性给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整体提升人类及其活动适应气候多样性的能力。提高设防、转移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风险的水平，关键在于提高投资防范风险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对发达国家来说，由于设防水平较高，以及通过保险等金融手段，提高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风险的转移能力收到明显的效果；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提高灾害设防和转移风险水平的困难就在于缺少资金、技术及人才。因此，如何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设防、转移、防御意识和科技水平，就成为全面适应气候多样性的关键。从全球防御自然灾害风险角度看，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的作用，建立全球防御灾害风险的联盟，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提供人才、技术和物资援助，以提高他们适应气候多样性的能力。与此同时，更要支持这些国家提高发展的能力，进而提高综合风险防范的能力。为此我们需要针对适应气候多样性的目标，特别是提高适应气候极端区域和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方面，建立综合灾害风险防御的范式。

5 完善气候变化风险应对全球机制

5.1 建立全球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

从防御巨灾风险凝聚力原理出发，针对联合国开展减轻灾害风险20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全面提高全球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能力已势在必行。为此，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培军为代表的学者全面考虑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力、不同时空尺度的共性与个性、灾前和灾中与灾后的整体性和差异性、以及不同措施的特殊性与局限性，并为了突出关键行动、凝炼共同目标、聚合各方力量，提出在“与全球气候多样性共生存”的发展战略下，建立“全球综合灾害风险防御的范式”。在这一世界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中，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充分考虑适应全球气候多样性的时空尺度和行动维度，即在空间尺度上，综合考虑全球、区域和地方尺度；在时间尺度上，统筹考虑千年、百年和十年尺度；在行动维度上，整合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行动。二是充分考虑与全球气候多样性共生存的多种措施，即把降低脆弱性、提高恢复力与强化适应性的措施集成为一体。三是充分考虑把防灾减灾、降低灾害风险的多种行动聚合起来，即把优化“安全设防、救灾救济、应急响应和风险转移”的减轻灾害风险行动的结构体系，完善“备灾、应急、恢复和重建”的减轻灾害风险行动的功能体系进一步聚合，全面提高防灾减灾与降低灾害风险的凝聚力，实现减灾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四是充分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减灾重大战略的调整，完善气候风险应对的全球机制,即提高应对巨灾的能力，大力支持减轻灾害风险共享技术的推广和示范应用，以及完善巨灾风险转移机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把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超向性对策”与“波动性对策”统筹起来，实现“减排”与“增汇”双赢的目标；提高科技减灾的能力，创新防灾减灾教育体系、加强防灾减灾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普及灾害风险防范知识和技能。上述4个方面互相依赖，共同构成与全球气候多样性共生存战略下的世界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在这一范式中，就全世界来看，为了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统筹当前联合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多项行动，从综合减轻全球灾害风险的角度，完善气候风险应对的全球机制。

5.2 气候变化风险应对全球机制的建议

一是建立“全球绿色发展联盟”。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排，是当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就不同国家在排放数额的分配问题上，仍然有不少分歧，并没有取得共识。英国相关机构提出发展低碳经济，进而适应全球气候变暖和缓解气候变暖的趋势，建立与气候多样性风险共生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提出发展绿色经济，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使之“可承受”，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承受，不会因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失衡和生态危机，不会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持续发展。皮尔斯的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以及循环经济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把旨在以“节能减排”为目标的循环经济，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兰色对策”；而对目前广泛使用的包括“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在内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经济”，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黄色对策”；把以植被建设为核心，提高生态系统贮存“碳汇”能力为目标的生态经济，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对策”。“绿色对策”是针对“兰色对策”而言的。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中，人们把减少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以CO2为主要组成成分的温室气体视为核心目标，强调节能减排，因而，产生了关于与发展权密切关联的排放权的争议。事实上CO2是生态系统中光合作用的主要物质来源，其浓度高低直接影响光合作用的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光合作用的强度随CO2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能够广泛吸收CO2的贮碳植物，以增加生态系统贮碳的能力，也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大气中以CO2为主体的温室气体，起着与减排同等重要的作用。为此称其为“高碳经济”。这与旨在城市和工业及农业生产中减少碳排放的“低碳经济”并不矛盾，而是强调了“生态系统”服务适应气候变暖的能力，或突出生态系统建设作为人类适应气候多样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把增汇作为适应气候变化多样性的重要任务，通过建立旨在加强全球生态系统基础设施能力的全球绿色发展联盟，为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开拓第二条道路（前述“兰色对策”被视为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第一条道路），即“绿色对策”。只有把“节能减排”与“增绿纳排”统一起来，形成“兰色对策”与“绿色对策”双轮驱动的战略，即与气候多样性风险共生存的新发展模式，才能够全面适应气候变化，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建立“全球绿色发展联盟”需要整合目前通过联合国倡导的“全球气候变化公约”、“荒漠化防治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全球湿地保护公约”，以及“国际减灾战略”等联合国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单向行动。通过联合国引导，各国政府参与，形成应对气候多样性的凝聚力，广泛吸收一切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各种公共的、集体的和私人的资源，促进“天地人和”和“天人合一”，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力争创新生物技术，利用全球极端气候区（低温、干旱、缺氧等）的广大空间，大力建设绿色植被和培育具有高贮碳能力的土壤，形成高贮碳的生态系统，以此向地球返还由于人类城镇化和部分农业生产以及工业化占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贮碳能力，实现“人类排放与贮存碳基本平衡”的人地和谐发展的目标。

二是建立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联合国通过实施国际减灾十年行动（1989-1999）及国际减灾战略（2000-），在全球尺度上寻找缓减自然灾害风险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正如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原定的国际减灾目标仍没有实现，仍然需要加强全球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依据上述提出的巨灾风险防御的凝聚力模型，建立类似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实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应对巨灾战略。该基金由中国管理，借鉴目前在日本、新西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巨灾风险管理基金（债券）等的经验，通过多方途径，筹集应对巨灾的资金，全面提高人类应对巨灾的能力。建议按世界各国和地区人均GDP的水平，由联合国筹集该基金的基本金，初步估算，按人均GDP的1‰征收，并以中国人均GDP的标准，全世界目前有60多亿人，每年可征收180~2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通过接收社会捐赠，扩大基金来源，并通过企业运作的模式，提高其效益。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世界各国推广和示范应用应对巨灾的各类各种技术，并推动将这些成果无偿转移到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同时支援联合国成员国设立巨灾保险计划，完善巨灾风险全球转移机制，通过建立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进一步完善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机制。从而开启联合国减灾行动的第三个十年计划，完善联合国减灾行动协调网络，提高其综合减灾能力。

三是建立全球灾害风险教育科研网络。提高全球应对灾害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能力，不仅需要物质、技术和经济实力，还要全面提高人类防御灾害风险的理解能力、意识和技能。目前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各国的政府组织、风险管理企业、学术和社会团体等都建设了内容不同的灾害信息网络平台，在灾害教育和风险意识的培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经济利益、技术水平、标准规范等多种原因，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满足全人类需求的“全球灾害风险教育科研网络”。为此，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和其建设的“全球减轻灾害风险平台”的引导功能，与全球保险界建设的相关数据信息平台、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建设的相关数据库等密切合作，形成统一标准和规范的“全球灾害教育科研网络”,通过“共建共享”，形成一个可覆盖全球的应对灾害风险的网络教育和科研平台。通过组建综合风险防范大学联盟，加强防灾减灾教育;通过组建综合风险防范科研联盟，加强防灾减灾研究与技术开发；通过组建综合风险防范社区联盟，加强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宣传。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全球气候系统本质上存在着不同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多样性，这种全球气候时空尺度多样性的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一项在单一时空尺度上所采取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都不能够全面地反映人类与全球气候时空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改善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极端气候区域内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以及提高应对极端气候与天气事件影响能力方面，全球社会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措施。目前在国际上所提出的大多数适应全球气候变暖对策，只是适应全球气候多样性的部分措施，不能代表对全球气候变化适应的全部。

人类自诞生以来，生存发展就与地球气候密不可分，特别是工业化革命后，人类活动已经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两者已形成了一个在多个尺度上相互影响的共存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随着空间和时间尺度的增大，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呈现出缓慢但深刻且长远的特征，与之相对应，全球社会的应对措施也更为复杂、行动也更为缓慢；随着空间和时间尺度的减小，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较易显现，但不确定性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道德，以及公平性等社会问题仍然阻碍着人类采取正确和及时的行动。人类更多是在灾害冲击下学会与气候多样性共生存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而提高这种共存能力，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当前国际社会所提出的任何从单一时空尺度防御全球灾害风险的措施,都难以提高人类应对灾害风险、特别是与气候时空多样性相关的巨灾风险。因此，从建立和提升防御巨灾风险凝聚力的基本思路出发，建立全球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已势在必行。这一范式包括为了适应气候多样性，需要综合考虑时空尺度和行动维度；集成降低脆弱性、提高恢复力与强化适应性措施；聚合防灾减灾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行动，以提高降低灾害风险的凝聚力；采取全世界性的重大战略对策。

在全球尺度上，建立世界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需组织实施三项全世界性的重大战略对策。即建立“全球巨灾风险防御基金”，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广泛调动企业、社会的力量，全面提高联合国国际减灾活动的效率与效益和全球巨灾风险防御能力；建立“全球绿色发展联盟”，完善适应气候多样性的“兰色对策”和“绿色对策”，把“减排”与“增汇”同等对待，把“低碳经济”与“高碳经济”同等对待；建立“全球灾害风险教育科研网络”，整合联合国各相关机构、各国政府、跨国保险企业、科研与高校、社会团体建立的相关数据库，形成能够覆盖全球的信息平台，通过大学、科研与社区联盟，全面提高全人类防灾减灾的意识、技能，以及科学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

6.2 讨论

然而，与全球气候多样性共生存，建立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不但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加强科技创新，更主要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如何使人类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多个层面形成共识？如何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如何发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如何发挥已有的巨灾管理企业的示范作用等新问题亟待解决。近年来，中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各类巨灾的实践表明，“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与“自下而上的举民体制”的共同整合，很有可能是建立集“政府、企业和社会与一体”的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范式的重要途径之一。“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在应急救援阶段，能够快速整合一国力量，在黄金72小时内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稳定社会，防止动乱，控制疫情产生和扩散，在巨灾引发地动乱之后能够快速稳定民心，具有很高的效率，但效益较低；“自下而上的举民体制”在恢复重建阶段，能够最大程度地集合公共、商业和公民的力量，充分发挥非政府力量，尤其是可通过保险、巨灾证券等金融手段转移巨灾风险，降低巨灾损失，为需要大量资金的恢复重建提供经济保障，具有很高的效益但效率较低。未来如何整合两种体制，进而在巨灾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阶段能够集两种体制之优势，势必将极大地提高综合灾害风险防御能力。

作者简介：

孔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