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根据2015年我国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文件，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0％-65％。达成这一目标，您认为气候投融资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遥：碳强度下降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等措施达成，在此过程中，气候投融资将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气候投融资相关政策的引导和相关标准的制定，有助于资金更多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减少对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投资，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碳强度下降。

其次，气候投融资各项工具的灵活运用，如气候相关信贷、债券、基金等，对可再生能源、能效提高、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等领域的气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能够深化节能、提高能效，促进低碳行业的发展，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最终可达到碳强度下降的目标。

第三，气候投融资能够有效运用公共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通过公共资金的引导和示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光伏发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实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提升，达到优化能源结构的目的。

第四，气候投融资通过碳市场交易机制和碳金融手段，能够促使企业进行节能减排，降低自身碳排放，也能起到控制碳强度的作用。

记者：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存在多大的气候资金缺口？这一资金缺口规模意味着什么？

王遥：2015年我们根据当时的经济指标用气候融资需求分析模型测算得到，要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目标，2020-2030年每年的气候资金规模应维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广义上，中国气候资金来源包括国际气候资金和国内气候资金。由于通过发达国家公共预算、多边、双边机构进入中国的气候资金没有公开详尽的披露和统计，国际气候资金的流入数量难以准确评估。

国内公共资金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杠杆作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近年来投向气候变化领域的公共资金的绝对规模都在大幅增加。此外，社会资本资金规模由于界定问题和数据障碍，还无法得到准确的估算，因此无法估算出具体的气候资金缺口。

但从国际国内情况来看，气候资金存在比较大的缺口是普遍问题。另外，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适应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难以估值，对资金的吸引力不足，这部分的资金缺口很大，亟需投入。

巨大的资金缺口规模意味着要深度思考如何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据估算，财政资金只能满足10%-15%的气候资金需求。激励社会资本投入是解决资金缺口的有效途径，由此衍生出诸多如法规制度、激励机制、气候投融资标准、气候投融资MRV、气候风险分析、气候投融资创新、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等议题需要开展研究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