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从目标上是划定了全球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排放上限，也是为实现2度乃至1.5度温升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世界各国就具体的减排国际合作机制始终未能达成有效共识，新冠危机爆发下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抬头使得国际合作的前景更加黯淡，中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提出比巴黎协定所承诺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更加严格的减排目标，无疑是“铁肩担道义”的壮举，也彰显了中国低碳转型的决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的低碳发展目标对正处于构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中国而言，挑战是巨大的。

首先是低碳发展的制度供给还不完备，尚未形成以规制性的法律和政策为基石，以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为主要工具的制度体系，全国碳市场的加速建设迫在眉睫。其次是中央和地方的治理体系尚存在掣肘和不协调、不兼容，特别是在部门层面、区域层面、产业层面还没有形成协同有序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高效转型治理体系。

再次是政策的科学性、不同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还要加强科学研究、既要避免高碳技术的锁定效应，也要尽可能减少转型成本。特别是在能源部门市场化深化的大背景下，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全面推行的大背景下，低碳政策如何与既有的政策形成正向协同效应、而非逆向抵消效应，还需要国内政策研究领域加强研究，科学决策。最后是要大力推动低碳转型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对关键的实现碳中和的核心技术及时布局、早做谋划；同时也要将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技术创新和政策体系构建放在与减排同等的位置上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