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年9月30日

嘉宾：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何建坤

中国网：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有能力和信心实现这一承诺？就这些问题，《中国访谈》节目特邀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来进行解读。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董宁 摄）

中国网：何教授您好！   

何建坤：你好！   

中国网：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到了两个技术性的概念，一个是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这个“峰值”该如何理解？   

何建坤：我们中国现在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消费会不断增加。现在的能源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种化石能源为主，所以，能源消费增加也就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会不断增长。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也就是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到达一定的高位之后不再增长，实现稳定或者开始下降，这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了峰值。

我们未来到2030年左右，经济社会还要持续发展，能源的消费还要继续增长，但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达峰的话，那么新增加的能源的需求主要就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满足。所以，实现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适当地增长，但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长，这就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   

中国网：其实早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对国际社会表示，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的宣示跟上次相比更进了一步，那么它的意义何在？

何建坤：在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到2030年的自主贡献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要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这是一个非常紧迫和非常有力度、有雄心的积极的减排目标。因为全球要实现控制温升不高于两度，并努力低于1.5度这样的目标，全球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减排的力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联合国气候大会要求各国在2020年提交2030年自主贡献目标的执行情况，以促进各国对提交力度进行更新，所以习近平主席宣布我们把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时间锁定在2030年之前，比原来承诺的减排二氧化碳达峰的时间有了进一步的强化，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力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为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勇于担当的精神和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国内必要更有力度和更有紧迫的行动才能支持我们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中国网：那么这5年来，我国的减排情况如何？

何建坤：中国曾经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们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样一个目标。到2019年，我们已经下降了48%，已经超额完成我们承诺到2020年实现的目标。

另外，我们也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总的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到15%，到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5.3%。所以说我们承诺的到2020年，对国际社会承诺的节能和减排二氧化碳的目标都已经提前实现，现在在努力实现2030年的自主贡献目标。习近平主席又进一步强化和更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到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我们在未来十年之内要更加强化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实际行动。

中国网：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脚步越来越快，那么我国实现减排的成效都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体现在哪些领域？

何建坤：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国策，所以节能和减排温室气体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一个方面大力推进能源的节约，我们在每个五年计划当中，都有单位GDP能源消费下降的这样一个目标。同时，我们要改变能源的结构，逐渐减少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增加风能、太阳能、水电、核电在能源中的占比。这样在保证能源需求的同时，减少碳的排放。所以在高耗能行业，单位产能的能源消费在持续地下降，单位GDP能源消费也在持续下降，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不断提高，既减缓了二氧化碳排放，又有效地减少了常规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我们的环境质量。中国现在是推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减排二氧化碳的协同效应，起到了双赢的结果。近几年我们通过节约能源，改变能源结构，也改善了我们的环境，同时也减少了碳的排放。

我们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意味着化石能源的消费基本上不再增长，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控制了常规污染物排放的源头。因为现在常规污染物的排放主要的还是来自于煤炭、石油这种化石能源消费。我们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二氧化碳排放基本得到了控制，常规污染物的排放也从源头上得到了控制。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的空气质量达标。这就是通过改善能源结构，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作为抓手，使得我们既改善了环境的质量，使我们的空气质量能够达标，同时也能够使得我们实现习主席提出的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可以取得双重的效果，同时促进了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新的发展理念的贯彻。  

中国网：刚才我们说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了两个技术性的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碳中和”，请您跟我们的网友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的意思？

何建坤：我们在活动中不断地排放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是化石能源消费排放二氧化碳这个温室气体。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植树造林、土地利用，不断地吸收二氧化碳，形成碳汇。比如说植树造林，森林的生长就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把碳固定在树木里边，这叫碳汇。“碳中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碳源的排放逐渐减少，但它不太可能完全成为零，还有少量的排放，这少量的排放呢和新近增加的碳汇的量相抵消，就是用森林碳汇的增加来抵消少量的碳排放，使得人类活动中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净的，是零。吸收的碳汇减去排放量，是相等的，所以这叫“碳中和”。碳中和也叫做净零排放，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的排放和吸收汇的吸收能够相平衡。所以实现碳中和就意味着人类社会活动不再向大气当中排放温室气体，这样就稳定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防止气候进一步地变暖。

中国网：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目前在各个领域节能减排的情况以及在节能减排上还有哪些空间可以发挥？

何建坤：如果2060年我们实现碳中和，必须在几个方面做非常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有力度、有挑战性和艰巨的任务。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新的发展理念，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优先发展数字产业、高新科技产业，要减少钢铁、水泥、化工、石化这种高能耗强度的产业的比例。能耗强度高的产业比例不断下降，新型的数字产业、服务业的能耗强度低，二氧化碳排放少，这种产业不断上升，通过经济的转型，就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党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结构，这是经济体系。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能源，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能源，我们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化石能源，就是你能源需求不断地增长，我满足能源的需求，用的是风电、太阳能、水电、核电，这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它不排放二氧化碳，所以能源是保证供给的，但是碳排放量是减少了，所以转变能源的大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加强电气化，我们的电都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满足不排二氧化碳（的需求），在终端的利用当中，工业也好，交通也好，建筑也好，用电取代煤，取代石油。比如说我们发明的电动汽车，就不再烧石油，来用电，电又用可再生能源来发电，这也不排二氧化碳。建筑也是这样，我们供暖，用一些工业余热或者说我们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来供暖，来做炊事。这样呢，保障了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在工业领域也是这样，加强用电来替代煤炭，替代石油，用这个电气化来促进能源的替代。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在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要增加森林的碳的吸收汇。我们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增加森林的蓄积量，这样就把吸收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树木当中，不在大气中产生温室效应。我们用森林增加的碳汇来抵消这少量的排放，所以这样就实现碳中和。

实现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目标，这样人类社会活动不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使得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以后，也就稳定了全球的温度，防止气候变暖对人类造成影响。

中国网：刚才您也提到了能源结构的转变，也提到了新能源，新能源的应用也是一个亮点，我们想知道新能源的发展给节能减排能够提供多大的助力？

何建坤：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用它来替代化石能源，这是未来实现碳中和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措施。因为你将来总是要消费能源的，在能源当中，（如果）我们实现大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能源供应保证了，但是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地下降。就现在来讲，我们的能源结构当中，非石化能源的占比到了15.3%——去年。如果到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话，那么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就必须要大于70%；到2050年以后，我们要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要实现净零的排放，化石能源的占比就非常非常低了。

中国网：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能源领域，在节能减排方面，我们有哪些优势，又是否面临一些困难？

何建坤：在疫情之后，要实现经济的复苏。在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最先复苏的可能是制造业和建筑业，而服务业、旅游业、娱乐业可能相对复苏得比较慢，工业和建筑业能耗强度比较高，服务业的能耗强度比较低，这样对我们节能、降低单位GDP的碳强度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长期我们会坚持绿色发展导向，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所以说会优先发展数字产业，发展高新科技产业。这些产业增加值比较高，碳强度比较低，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降低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费和碳的排放。在疫情之后，新基建主要投资于数字经济，投资于新兴城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用数字化来推进低碳化，来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变产业的结构，来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费和碳的排放。新基建很重要的是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有利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能源的结构调整，降低碳排放的强度。

我们国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在世界领先。现在像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现有的规模，中国是最大的，每年新增加的装机量、新增的规模和新增的投资，也都是世界领先的，而且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得非常之快，在很多场合下可以和煤电相竞争，带动了新型的产业——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的就业的机会。同时，我们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和我们装备业成本的降低，也带动、促进了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我们实现我们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推进全球经济的转型和能源的变革，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网：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领域有比较大的减排空间？

何建坤：除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之外，刚才我也谈到就是要大力节约资源，节约能源，推进节能技术的改造和产业的升级。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新建的基础设施和新建的产能都是采取耗能的高标准，新建的建筑也都采取（高标准），有的地方达到75%的节能标准。所以在工业、交通、建筑领域，大力节约能源，能源减少，首先减少的是化石能源，所以节能也对我们减排二氧化碳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那总的来说，您认为新的减排要求对哪些行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对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何建坤：现在新的目标必须要求我们要有更加紧迫的减排的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是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涉及到“十四五”、“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期间。“十四五”就要有很好的超前布局，这样“十四五”加强行动，为“十五五”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创造很好的基础。所以“十四五”我们要加强二氧化碳达峰的力度。一个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转型也比较领先，应该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期间有一些东部沿海省市就应该实现二氧化碳达峰。

另外，刚才我也谈到重化工业部门，它的能耗强度比较高，碳排放强度也比较高，对这些部门应该控制它的发展。“十四五”期间重化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应该率先实现达峰，所以重化工业不能再盲目地扩展产能，我们必须要实现它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优先发展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些重化工业或者说煤炭行业，确实会面临一个转型的挑战，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机遇。所以高耗能强度的重化产业可能不会再有大的扩张。

中国网：下一步的减排措施，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有关节能减排的一些安排或者部署上，您有哪些建议？

何建坤：我觉得刚才也谈到，一个方面，“十四五”还需要确立有密度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我们“十二五”、“十三五”都有这样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把这些目标再分解到各个省，使得各个省不断强化节能减排的责任制，促进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十四五”期间要推进达峰行动，各个省市都要做一个自体达峰的计划。东部沿海比较发达，经济转型比较领先的应该在“十四五”达峰，有一些中西部城市可能要到“十五五”达峰，但总的来讲要保证我们实现习主席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之前全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

这个规划优先可能就是要控制煤炭的消费量，因为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高的一种能源的载体，我们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首先煤炭的消费量要达峰。现在我们的煤炭的消费基本是处于一个峰值的平台期，可能有所波动，“十四五”期间要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的增长的反弹，“十四五”要争取煤炭消费量持平，不再增长，或者说要开始下降。因为到“十五五”以后，石油的消费量要争取在2030年左右要达到峰值，不再增长。天然气还会有所增长，因为天然气是清洁优质的能源，产生单位热量排的二氧化碳比煤、油少40%，也就是低碳能源，但它仍然排二氧化碳。所以到2030年之前，煤炭消费量必须是下降的，天然气还会有增长，天然气增长排的二氧化碳必须由煤炭消费量下降减的二氧化碳给它抵消掉，那么整个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才能达到峰值，不再增长。

所以严格控制煤炭的消费量，这是“十四五”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要争取“十四五”二氧化碳排放能够实现零增长，要很快转为下降，这样来保障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实现。要减少煤炭的消费，要用大量的电来代替煤炭的直接利用，而电都是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提供，在电的系统也要控制煤电产能的扩张，将来煤的发电量也要尽快达到峰值，新增加的电的需求也要由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的电来满足。

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高于2度，并且努力低于1.5度的目标，要在本世纪下半叶甚至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如果控制温升不超过2度的目标，就要在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如果是1.5度目标的话，要在2050年实现碳的中和。

全球实现碳中和，每个国家都要努力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现在的大的趋势，但是不同的国家因为不同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要有早有晚。而全球实现时间碳中和，发达国家它们必须率先实现碳中和；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发达国家从它们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实现碳中和，像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最晚也是在80年代初碳排放就达峰了，到2050年的目标是实现碳中和，有7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大概是2005年左右实现了碳的达峰，它要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它有大概50年的时间。

我们中国是2030年之前才实现碳的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说我们在比他们更短的时间内实现从达峰到碳中和，所以每年碳排放下降的速度和减排的力度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我们确立这个目标就会加速我们这种经济的转型，这样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必须增大的成本或者一些代价。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雄伟的目标，一个方面体现了我们对全人类共同事业的大国的责任担当，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我们为实现全球的目标而努力。另外一个方面，用这个目标倒逼我们中国的经济转型。因为在全球这样一个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低碳的发展能力、先进的低碳技术，就是代表了你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在未来全球实现碳中和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下，谁具备先进的低碳技术，谁的经济是一个低碳的发展方式，那么谁在世界上就有竞争力，那么国际规则也会按照低碳发展、转型的要求来做。所以中国确立一个紧迫的碳中和的目标，也是为了促进我们国内经济转型，打造我们自身的经济、贸易和技术的竞争力。

我们到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要世界领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必须走上一个深度脱碳，和全球控制温升长期目标相一致的这样一个减排路径，这样才能展现我们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所以说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对外可以展现我们的大国责任，也引领国际上世界上低碳发展的潮流，对内也可以促进我们经济的转型，促进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所以说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两个目标，不仅仅说是我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这样一个措施，也是我们全面发展现代化建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和指导思想。   

我们为了2030年之前能够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十五五”采取的力度要非常之大的，比如说我们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未来10年之内，每年新增加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这两种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每年都要发展1亿千瓦左右，10年就会要增加10亿千瓦左右。10亿千瓦是什么概念？现在美国所有的煤电、气电、可再生能源电，总的加起来才10亿千瓦。我们未来10年内，只是风电、太阳能新增加的装机，就相当于美国现有的总量。我们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相当大的，所以既要推进自身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也是在世界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网：期待我们减排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也希望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够更加清洁，也更加美好。感谢何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韩琳；主持：裴希婷；后期：王一辰/刘凯；摄影：董宁；主编：郑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