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US是唯一一项能够降低化石能源排放，同时不大幅度改变现有工业生产工艺的低碳技术。IPCC预测，假如没有CCUS技术的应用，人类实现2摄氏度温升目标的减排成本将会增长138%[1]。在中国、英国和欧盟都提出碳中和目标情景下，CCUS带来负排放能力所体现的战略价值更显突出。

          然而在过去十年，根据世界煤炭协会统计[2]，全球累计实现2万亿美元清洁能源投资，仅有1%投向CCUS领域，缺乏有力的激励政策是主要障碍。对CCUS技术支持的单位强度也远远低于对其他低碳技术在早期阶段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中国可再生能源为例[3]，对陆上风电、太阳能光伏和海上风电早期的上网电价支持力度，等同于人民币257、805和539元每吨CO2的碳价格水平，高于Form 45政策在美国对CCUS技术应用支持的碳价格水平[4]。

       预计CCUS的产业化，不大可能获得像过去十五年发展可再生能源那样，取得同等的大量财政支持。因此，通过知识共享促进CCUS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国内外政府、企业和非盈利机构有不少开展CCUS能力建设的经验。这里给大家分享六个案例。

         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发起的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GCCSI），是CCUS知识分享的国际智库，总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在中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地有分支机构。GCCSI每年对全球开展的CCUS项目进行统计，并积极与现有示范项目合作，并与国际社会分享最新信息和经验。部分信息是免费的，GCCSI会员能够取得更全面的信息。

        加拿大的国际CCS知识共享中心（International CCS Knowledge Centre）是必和必拓（BHP）和萨省电力（SaskPower）支持下，在2016年设立的非盈利机构。该中心积极分享全球首个电力行业百万吨级别项目（萨省边界大坝CCUS项目）的信息，同时也分享一些项目可行性研究（例如Lehigh水泥厂的可行性研究）。

        日本使用比较创新的方式促进全行业实现CCUS知识共享，在日本油气公司推动下，日本政府支持下， 37家企业在2008年设立日本CCS合资公司（JCCS），来进行日本CCS项目的开发，包括三井石油、新日铁工程、住友商事、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大型企业。JCCS成功开发了日本国内首个一体化CCS项目，位于北海道的苦小牧市。截止2019年11月，该项目完成了30万吨的二氧化碳注入目标，未来计划探索试验二氧化碳利用技术。日本CCS合资公司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资源实现的创新效益在全行业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建立能够连续运行和提供免费测试环境的的碳捕集和利用技术测试中心是推动知识共享的重要途径。

        美国能源部每年投入约3000万美元支持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国家碳捕集技术中心（National Carbon Capture Center，NCCC，下图左）。NCCC项目是全球首个开放式碳捕集技术测试平台，通过使用现有燃煤机组的真实烟气，对酶、膜、吸收剂、吸附剂等多种碳捕集关键技术进行测试，在过去十年累计测试了40种不同的二氧化碳捕集技术，总运行小时数达到11万小时。每一种技术的测试报告都可以公开下载，但部分技术的保密数据不对外公开。

         挪威和中国也采用类似做法推动碳捕集技术创新和成本下降，2012年建成的挪威蒙斯塔德技术中心（TCM，TechnologyCenter Mongstad）和2019年建成的依托华润电力海丰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广东碳捕集技术测试中心（GCCT）。GCCT在中英（广东）CCUS中心和中国能建广东院全力支持下，致力于多种技术测试以降低碳捕集成本，促进二氧化碳利用技术的商业化，促进知识共享。TCM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燃烧后捕集测试装置，TCM每年会进行半年的开放性测试（Open Campaign），邀请数十家高校和企业围绕非专利技术进行测试和工艺提升，最大化知识共享水平，非常值得借鉴。

        全球大部分的排放来源于电力、钢铁、水泥等低浓度排放源，但目前在运行的19座大规模CCUS项目中，仅有2座在低浓度排放应用CCUS技术，其余均为高浓度排放源开展碳捕集。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下，期待国内外更多的CCUS示范项目和能力建设计划能够以开放和共享的方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