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后全球气候谈判深刻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建构方向和各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根本走向。受疫情影响，当下气候谈判新协定所预设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改变：全球经济遭受史无前例的重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去全球化”趋向显现，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导致全球治理“领导力赤字”凸显，等等。这些严峻的事实，一方面给疫情之后的全球气候谈判提出了新问题，制造了新挑战；另一方面为疫情之后气候谈判法理向度的型塑与模式建构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代“共商、共建、共享”的气候治理建构指明了新方向。

关键词：气候谈判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治理 气候治理

2020年是德班会议确立的国际气候新协定达成前的最后过渡期，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缔约方开启气候新协定谈判、确立国际社会应对其后气候变化行动安排的开局之年。气候谈判所要解决的诸如全球能源发展战略、资金流量分配、投资活动次序、技术增长方向等问题极为复杂，对各国未来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因此，无论哪个国家，都不愿意失去参与这次气候新规则制定的大好机会。

从2020年初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影响着2020年之后的气候谈判走向。原定于2020年11月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也因疫情影响而不得不推迟。2020年初，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全新的历史分界线：新冠疫情前时代和新冠疫情后时代》的文章，提醒人们注意疫情发展过程中的指数效应（the power of exponentials）。他提出，疫情一旦进入指数级传播状态，就会发展得异常迅猛。“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将长久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