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已经开发的量远远低于技术可开发资源量的1/10，这意味着中国可再生资源还有十倍都不止的增长空间。”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日前表示。

10月31日，北京市政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20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在北京未来科学城举行。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解振华在论坛上表示，《巴黎协定》确定自工业革命以来，要将全球的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争取实现1.5度目标，这就需要全球分别于2050年、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也就是碳中和。这意味着全球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能源转型和创新。

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论坛上表示，2005~2019年中国GDP增长约4倍，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下降了45.8%，提前两年实现了2020年前承诺的目标，实现了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脱钩。

“长期以来，我们讲能源发展，现在讲能源革命。这个本身就是很大的变化，经济由平面扩张型向多维立体质量型转变。”杜祥琬认为，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型有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煤为主。第二个阶段是能源多元发展，也就是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协调互补。此消彼涨，逐步转型，向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转型，实现电气化、智能化、网络化、低碳化。第三个阶段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主。这就是能源的生产革命。

在接受第一财经等媒体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世楫透露，目前，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尽管由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巨大的投入和实践，技术障碍已经不大了，但是从经济性上，不能只考虑风光能每一度电的发电成本，而是要其结合间歇性特征，综合考虑全系统成本。

“如果我们建立起很好的分布式系统，再有大的电网支撑，完善能源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化水平，把全生命周期的成本降下来，将使得它与传统化石能源竞争更具优势。所以前期我们有大量的补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产业政策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高世楫说。

能源转型委员会（ETC）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达尔·特纳（Adair Turner）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实践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认可。他在线上发言时表示，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实现零碳经济的挑战，既是技术的挑战，也是资本再分配的挑战。世界各国都需要把资本从那些依赖于化石能源的行业中转移出来，更多地投入到数字化和电气化这样的前沿投资里，才能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打造成功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