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层面，拜登气候大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召集世界其他国家和美国一道共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其言下之意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地强推“美国优先”的单边战略，无视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仅导致气候变化这一关乎全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应对，更危害了美国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给美国的国际领导力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伤。

在大选中，选民对自己身边的问题显然具有更高的关注度，国内议题在候选人心中的重要性也就比国际问题高得多。拜登对气候大战略的对外层面的论述并不算多，而且往往与其对内政策相互交织。但从其对外政策的三大战略目标着手，就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拜登对气候问题的战略布局。

第一，强化多边外交，并重塑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领导力。拜登强调，美国不仅需要在国内塑造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以挽救当下经济低迷、民主失落、社会割裂的困局，更要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获得负责任、受尊重、有话语权的强大领导地位。如果说特朗普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认知是美国一家独大、不受国际体制的约束，拜登则更加注重借助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来提升美国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在气候领域，领导力意味着要重新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气候合作框架，基于此，拜登提出了以下几条具体方案：一，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举办全球气候峰会；二，号召各个国家停止对化石能源产业进行财政补贴；三，强化在清洁能源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全球合作；四，推进各国在航海航空领域减排协约的达成；五，采用贸易制裁等各种手段保证各国减排承诺的实现，防止欺骗造假行为的发生。

气候危机为美国重塑领导力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抓手，这一严峻的态势凸显了全球领导力的关键意义，给美国重新承担超级大国责任创造了条件。再次回归多边主义立场的美国并不仅仅要参加国际会议、制定多边条约，更要在各个环节中都发挥引领作用。一方面，领导力来源于自身的威信和感召力，美国需要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切实履行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要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为有效的多边合作保驾护航。这意味着，美国要带头发起会议，尽力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推动相关气候协议的签署，并利用其强大实力保证气候协议的落实。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尽可能修补特朗普给美国信誉带来的损伤，使各个国家团结在美国领导之下。

拜登认为，作为全球领袖，美国在力求与各国达成共识的同时，又要格外注重他国对减排目标的落实情况，甚至要以此为标准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对于认真实施减排政策的国家，美国愿意与之加强合作；而对于那些态度敷衍、伪造数据欺瞒国际社会的国家，美国自然要第一个站出来展现出领导者的强硬态度，施展各种手段促使其履行减排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防止违约行为时，拜登特地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持续对化石能源出口进行补贴，并通过“一带一路”等政策转移环境污染。对此，美国必须与各个国家一道就污染问题向中国问责，从而迫使中国按美国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进行减排。这意味着环境问题不仅是中美可能达成合作的重要领域，而且也是双方相互博弈，协调国家利益和全球环境保护的关键平台。可以想见，对于气候变化认知和行动的差异很可能成为造成两国未来摩擦产生的一大因素。

第二，保障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面对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相对优势，拜登不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国外政策方面都非常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个致力于服务中产阶级，为美国人民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保驾护航的方针。在气候领域，拜登的核心认知是气候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不可能分开的，必须保障美国经济繁荣发展，防止一些国家借美国减排之机进行赶超。拜登强调经济建设不能松懈，依然有敲打中国的意味：一个以中产阶级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意在加强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尤其在这个美国国内转型可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关键时刻。这意味着，拜登会更加留意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的竞争，而且他强调要保证经济竞争的公平性，即不能对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现象置若罔闻，这也为两国的纷争埋下了隐患。

第三，强化美国国内民主，并加强民主国家之间的联合。尽管从其以往的从政经验判断，拜登较少将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关键，而是将精力放在更加实际的问题上，展现出了相对务实的外交风格。但不可否认，民主价值观的确在其对外战略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将民主视为美国社会之根以及经济繁荣之源，因此美国必须尽可能挽回特朗普给民主带来的巨大破坏，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引领美国回归世界民主灯塔的地位。在环境领域，中美之间具有非常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空间，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的气候目标也难以实现。但意识形态的斗争可能会给这一合作的实现蒙上阴影。

气候变化是影响全人类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国家之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应该超越民族、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局限。但在现实政治中，这却总被视为一种“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难以落到实处。这正是拜登气候战略的一大矛盾所在。拜登具有与众多外国领导人交接的丰富经验，也时常标榜自己与各国政要塑造友好关系的本领，这一背景使得很多选民相信他可以在促成全球气候合作方面大有作为。但合作的基础在于信任，拜登“民主阵线”的口号似乎又使之难以对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对手”放下心来。拜登强调“民主国家”之间的内部团结，但对阵营之外的国家，他是否会用其一贯的务实态度应对呢？对中国而言，最不理想的情况是拜登只在“民主国家”的小圈子内部倡导合作，而对外则拉起警戒线，甚至可能摆出世界霸主的身份，以内部标准衡量外部国家。这样一来，不单是许多欠发达国家不愿意偿还主要由发达国家造成的环境欠账，中国也难以接受美国以己度人、强加上去的减排标准。而如果美国和众多“民主”小伙伴一道，共同对华施压，中国无疑会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拜登是否会突破意识形态窠臼，选择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进行协商与沟通。

在具体的对华政策方面，拜登又强调了以下内容：一、通过对相关商品增加关税的方式惩罚中国可能会有的不完全履行减排承诺的欺骗举动；二、形成民主国家阵线，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通过“一带一路”等海外投资方式外包转移污染的行为负责；三、与中国就减排达成双边协议，聚焦中国对化石能源产业的资助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污染问题；四、促使中国在内的所有G20国家承诺停止对化石能源产业进行财政资助；五、与民主国家伙伴一道，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加清洁的基础设施投资替代方案。从中不难发现，拜登尽管强调要与中国在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但是他并没有对中国减排的积极态度和举措表现出信任。相反，环境问题为拜登向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进行发难和施压提供了一个新的抓手，也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提供了一套新的极富道德意味的话语系统。拜登或许不会走特朗普大国斗争的老路，但他对中国的警惕使得他很难与之实现全心全意的合作，而地缘政治上的斗争也有可能在拜登时代更加激烈。

 

总结来说，如果拜登得以当选并顺利入主白宫，我们毫无疑问会看到一个在气候变化更加积极主动，同时也更加负责任的美国形象。在国际领域，这一进取的态度意味着美国不仅仅要做好国内的减排工作，发挥超级大国的引领作用，而且更要主动做相关国际会议的组织者、国际协议的带头人以及国际欺骗行为的仲裁官和执法队。就中美关系而言，拜登气候变化大战略虽然点燃了双方积极交往、相互合作的希望，但很难以使得濒临冰点的中美关系得以峰回路转，拜登对气候的关注和他对中国的警惕使之很可能加强在气候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如果拜登真的试图使美国与其“民主伙伴”一致对外，中国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局面。而这将不但导致双边关系的愈发紧张，而且阻碍全球气候治理的步伐，拜登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目标也就因之面临难以实现的危险。

 

作者：丁昊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