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通过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全球平均温度较前工业化时期的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将温度升幅限制在1.5℃以内。作为《巴黎协定》197个缔约方之一的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提出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森林蓄积量增加14亿立方米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柴麒敏介绍，目前“十三五”的上述目标已超额完成。有部分观点认为，减排会产生额外成本并约束经济增长，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日益表明，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行动可以推动创新、提高经济增长并带来诸如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粮食和水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泛效益。“我们往往是看到了对传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可再生能源、先进储能、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氢冶金、绿氢化工等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涌现，大大提升了经济发展效率和碳生产力水平。”

　　据统计，2019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达3633亿美元，连续6年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近十年来一直是全球最大投资国，连续5年超1000亿美元。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和发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2019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利数占到了全球的51%，累积专利数占全球的比重超过29%，同样位列全球第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且增速很快。新增的绿色建筑比例也已经占到了65%。柴麒敏认为，这会给经济发展转型带来巨大的推动效应，特别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中国的新能源行业很可能成为继5G之后，一个在全产业链上具有全球领先性的行业。”

　　“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以前经常会‘背锅’，说会影响和约束经济增长。”柴麒敏近年来就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举措做了实证研究，他分析过去5年淘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烧碱等落后产能的数据发现，淘汰反而促进了这些行业发展，“即使在传统高耗能产业领域，通过实施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实现了落后产能的有序退出，有效避免行业恶性竞争和维持产品的合理价格，帮助行业在有序扩张产量的同时有效改善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益，部分行业的利润率显著增长了210%~580%。”这项研究说明，绿色低碳发展并不是在站在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上，而是在鼓励和促进好的、高质量的发展，去除掉不好的、低效的发展，或者是倒逼不好的发展转型。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碳排放也会产生影响，预计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下降4%至7%，但这一排放水平仍将比1990年开启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初上升了60%以上。一般在危机的冲击之下，碳排放首先会下降，之后随着经济刺激政策又会出现一定反弹。强调“绿色复苏”，正是希望这次人类能进行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变革和可持续增长。

　　但一些地区仍有“旧发展”的冲动，可能会倾向于投资一些短期内能见效的高资源投入项目，比如煤炭、石油化工等，“这是需要坚决避免的，因为这会产生锁定效应，影响的不仅仅是‘十四五’的排放，甚至会拖累到中国长期碳中和愿景的最终实现，也会错失产业向中高端发展的战略机遇，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代价。”柴麒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