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建议，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也提出了2035年的远景目标建议。中国的五年计划，恰与《巴黎协定》中以5年为周期的“全球盘点”机制同步，柴麒敏认为，周期性的序贯决策来渐进式地提高行动力度，有利于降低跨期成本，分阶段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愿景。

　　柴麒敏介绍，实现碳中和的措施手段主要包括可持续能源管理、终端部门电气化和氢能化、发电和制氢深度脱碳、非电力燃料的低碳替代和规模化应用碳汇、负排放、碳移除技术。有研究称，中国如果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有可能达到80%左右，将显著突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提到的“展望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的愿景。

　　“能源系统无疑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基地将向非化石资源丰富的地区发生迁移，随之而来的上下游产业和就业人口也将发生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形态也将经历先开放再定界、先分散再集中、先协同再竞争的演化过程，利益格局也会随之调整。”柴麒敏说。

　　根据《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国家在气候变化相关领域每年投入的资金约为5000亿人民币，而实际资金需求约为3.7万亿左右。柴麒敏说，“气候投融资方面还存在很大缺口，因此要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通过政策手段和碳定价机制降低气候投融资的成本和风险。在起步阶段能够扶上马送一程，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流动性才能保证良性发展，逐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在经济体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产业走向没落、部分工人会失业的情况。但这样的变化是结构性的，意味着还会有新的产业兴起、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强大“引擎”，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就业人数约为408万人，“十四五“该领域的就业人数有望超过煤炭产业从业工人总数。“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时说的那样，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却没看到机遇的一面。”柴麒敏强调，“但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妥善、公正的转型机制，比如像欧盟那样设立转型基金，为在这些转型过程当中受影响的产业、地区提供合理、公平的解决方案，让所有人都能分享低碳转型的绿色效益。”■

　　（财新智库研究员汪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