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我国要在2060年之前碳中和的宏大愿景。实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绿色、低碳投资，其中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动员社会资本来实现。关于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许多专家和机构有各种估算。比如，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提出了四种情景构想，其中实现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累计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GDP的2.5%。再如，笔者牵头的《重庆碳中和目标和绿色金融路线图》课题报告估算，如果重庆市（GDP规模占全国比重约1/40）要实现碳中和，未来三十年内累计需要低碳投资（不包括与碳减排无关的环保类的绿色投资）8万多亿。

此外，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计，在碳中和愿景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等七个领域需要投资70万亿人民币。基于这些初步估算，未来三十多年内，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人民币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碳中和因此将为绿色金融带来巨大的机遇。

自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首次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来，我国在绿色金融标准、激励机制、披露要求、产品体系、地方试点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部分领域的成就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与碳中和目标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体系还在几个方面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和挑战：

1、目前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与碳中和目标不完全匹配。比如，虽然人民银行主持的新版《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已经剔除了“清洁煤炭技术”等化石能源相关的高碳项目，但其它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包括绿色信贷标准、绿色产业目录）等还没有做相应的调整。目前在这些标准中“绿色”不完全符合碳中和对净零碳排放的要求。

2、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尚未充分反映碳中和的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充分的环境信息披露是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的重要基础。被投企业和项目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则是低碳投资决策的重要基础。但是，我国目前对大部分企业尚未强制要求披露碳排放和碳足迹信息，对金融机构也缺乏环境和气候披露的要求。多数机构也缺乏采集、计算和评估碳排放和碳足迹信息的内部能力。

3、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尚未充分体现对低碳发展的足够重视。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些政策，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对绿色项目的贴息、担保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的积极性，但激励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仍然不足，对绿色项目中的低碳、零碳投资缺乏特殊的激励。

4、对气候转型风险认知不够。一些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已经开始强调金融业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充分理解气候转型的相关风险，也未建立识别、分析和管理此类风险的机制。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内部能力上，我国许多金融机构与欧洲和英国的领先机构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5、绿色金融产品还不完全适应碳中和的需要。我国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面向投资者提供的ESG产品，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和流动性方面比发达市场还有较大的差距，许多绿色金融产品还没有与碳足迹挂钩，碳市场和碳金融产品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作用还十分有限，碳市场的对外开放度还很低。

针对碳中和对金融业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和目前的短板，我认为应该考虑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们的绿色金融体系：

1、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保证绿色项目、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目录中的项目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2、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并将碳足迹作为评价项目绿色程度、金融机构绿色程度和政策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

3、建立覆盖面更广的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逐步将披露要求扩大到金融机构。碳排放和碳足迹应该成为披露的基本要求。

4、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并适时要求其披露环境和气候风险敞口和压力测试或情景分析结果。

5、强化碳市场在碳减排和配置绿色金融资源中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参与，提高市场流动性，发展碳金融产品和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

6、以实现碳中和为主要抓手，切实落实中欧绿色伙伴关系，大力引进欧洲的低碳技术和低成本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