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在“两党制”的政治体制下，每四年一届的总统大选都可能对美国的气候政策产生深远影响。通常情况下，民主党的胜选被认为是美国乃至全球气候治理的曙光，但特朗普在其任期内对司法系统的调整为今年的这道曙光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最高法院在2006年“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一案中的判例奠定了美国气候政策的法律根基，而这一根基的稳固程度则取决于这一判例是否有可能在新的司法案件中被推翻。纵览美国的司法历程，推翻已有的司法判例虽然难度极高，但并不鲜见，而九位大法官的意识形态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新任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上任后，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右倾，拜登政府若想重建气候立法，或在能源、机动车领域采取更为严苛的规制手段，必将面临来自立法与司法系统的掣肘。如何在任期内贡献出真正改变美国气候政策格局的长远举措，是拜登在其气候宏图背后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围绕这一议题，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环境经济学研究团队中的常杰中、丁可、李如玥和刘冬惠从司法角度，具体分析了美国气候政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这次超长待机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率先得到270张选举人票。虽然美国联邦总务局还未就拜登的胜选予以确认，部分摇摆州的计票仍具争议，但拜登已开始着手组建新任内阁。若民主党顺利掌舵白宫，美国政府必将重整奥巴马时期的“气候遗产”，在能源、交通等领域重新加强气候管控，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据悉，拜登已计划任命John Kerry为气候变化特别大使，重启气候外交。

气候议题在拜登团队的竞选纲领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变革能源体系、发展绿色经济”和“环境正义”为核心，拜登的气候主张包括建立一套清洁能源标准，使美国电力行业在2035年前实现碳中和，同时推动美国在2050年前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达到全面碳中和。为实现这一雄伟目标，拜登提出将在第一个任期内（2021-2024）投资2万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并将在上任第一天带领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拜登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拨乱反正”之路将会面临重重挑战。一方面，当前美国参议院仍是以共和党议员为主，拜登政府在立法层面的阻力难以忽视。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的构成愈发保守。在原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于今年9月份去世后，特朗普迅速提名了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 来填补席位。10月26日，参议院以52票赞成、48票反对正式批准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右倾的情况下，司法部门会在美国气候政策的复苏之路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