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都需要发展经济和供应能源,两者都需要工业化水平的支撑。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拉开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序幕,其目标是通过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以及与之相配套的900多项辅助工程,建立新中国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和能源工业基础,初步建成国家的工业经济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能源供应体系。这些在当时看来可以称之为“巨无霸”的大工程,实际施工建成了150项。其包括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企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企业11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企业和电力工业企业各25个、石油工业企业2个;轻工业企业和医药工业企业3个。该项计划在中国工业发展和能源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通过规划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我国不仅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还为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中央政府的工业部门、重要企业的第一代掌门人和第一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大都有参与156项大型工程建设的背景。“156项工程”半数以上在东北三省,这也奠定了东北三省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经过5年的建设,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按照当时的需要量,钢材的自给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60%以上。我国的工程技术力量、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五”时期的工业赢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产量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不全是“156工程”那样的成功,由于先后被各种因素所干扰,其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如此,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没有被打断。1964年开始中国迅速发起“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将具有“防御性国防特色”的重工业重心由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中东部省份的工业也向腹地纵深转移,实现了继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工业发展中心的再一次大转移,形成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一批重工业基地,建成了一批以“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城市,诸如四川的绵阳、攀枝花和贵州的六盘水等。“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14年,若包括1958—1964年前期调整时期的6年则共20年,其核心时间段为1964—1972年共计8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中西部地区主要是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2000多亿元资金,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的建设者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同时也在中、东部山区等腹地建成了一批新型的工业化城镇。

总之,轰轰烈烈的156项重点工程和波澜壮阔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两项世纪工程,帮助中国完成了自身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其标志是到1976年,我国工业附加值已经稳定地超过农业,成为支撑起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一时期,能源、环境和气候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国家的首要目标还是发展经济,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是问题的核心。当时国家把能源开发作为重中之重,针对我国贫油的问题,提出了以煤炭为基础、电力先行的发展思路,在电力行业中坚持“水火并举”。直到20世纪60年代发现大庆油田,石油开发成为国家能源供应的重要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虽经各种波折,但我国的能源供应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到1976年,我国能源消费量已经达到4.7亿吨标煤,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5.5%。其中,煤炭消费量为3.3亿吨,是1949年的10多倍,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14.6%;石油消费量为7800万吨,是1949年的200多倍,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2.7%。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11.83亿吨,仅占全球排放量的6.9%,尤其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1.2吨,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排放量的1/15,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也十分有限。因此,当时人们对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的认识还不深,此类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