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到206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必须用30年的时间完成发达经济体60年完成的任务。可以预见，中国碳中和之路将是艰巨而迅速的。从技术路线图上看，这个过程不会是线性的，而是一个逐步加速的过程。中国需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在未来5—10年，优先推动重点排放行业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达峰并进入下行区间，并加大对关键清洁技术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碳排放核查、立法规范等制度性建设，为中国在2030年后快速深度脱碳打好基础。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优化能源结构，加速“去煤化”进程。能源电力行业承载着最先实现碳中和的期望。未来须合理控制燃煤电厂的总规模，尽快推进燃煤电厂的峰值发电，通过稳步推进传统小火电的淘汰退出和高效火电技术的替代，以及加强电网建设、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等措施，使得清洁电力在总发电量中占比大幅提升。天然气需要在达峰阶段发挥“过渡性燃料”作用。因此中短期内，中国须优化天然气的供给结构，同时大力推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的商业化应用，降低燃煤和天然气的碳排放强度。

第二，推动交通电气化。要实现交通领域的碳中和，需要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高交通运输工具效率和提升低碳能源的利用水平。为此，需要加大对交通电气化的投资，大力推广智慧交通，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同时积极推动航空和海洋领域生物燃料、氢燃料、电气化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目前中国针对新能源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部署已经开始。根据国务院的最新文件，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要占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到2035年，公共领域用车将全面实现电动化，纯电动汽车成为消费主流。文件还规定自2021年起，生态文明试验区、重点污染防治区域的公共领域新增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得低于80%。可以想见，未来10年中国可持续交通（包括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建设将大大加速，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的全面深度融合也将全面展开。

第三，加快建筑绿色和智能化。建筑部门应围绕提升能效、加大清洁能源利用、强化绿色标准等方面展开相关工作。要加大照明、制冷等节能技术产品的应用，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低碳改造，提高新建筑的绿色标准，鼓励建筑领域清洁、低碳电力和天然气的使用等。

第四，促进消费低碳化。从需求端降低对高耗能产品的消费需求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需要加强节约型消费、绿色低碳消费等理念的宣传，出台激励措施，引导和鼓励居民购买节能低碳产品和使用智能化技术。还要加强对企业排放的监督，建立气候环境信息自愿披露规范，引导企业生产低碳产品和采用低碳技术，并通过回购旧家电、鼓励节能家电消费等方式促进新的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五，加快金融绿色化布局。推动气候投融资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扩大绿色金融试点范围，引导金融机构提前布局净零碳经济，并激发资本市场对低碳转型的支持力度，加强气候投融资的国际合作，并通过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绿色债券等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低碳行业，将是解决中国低碳融资缺口问题的重要手段。

第六，完善碳定价机制，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碳交易市场即将在电力行业全面推开，首批纳入的发电/供热行业企业约1700余家，排放量超过30亿吨，占中国总排放总量的46%。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大行业的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按计划已经于2019 年5月31日前完成核查、复核与报送，预计将逐步纳入碳市场。但从目前七大碳市场试点运行情况看，中国的碳价水平还比较低，且试点区域的价格差异显著。未来需要逐步完善碳定价机制，扩大碳市场交易主体覆盖范围，并探索以碳期货为代表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创新，加强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合作。

总的来看，疫情危机为全球提供了加快向能源友好型未来过渡的契机。中国在疫情期间，做出碳中和的承诺，有力地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与决心，同时也对中国未来5—10年的减排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碳中和，需要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和能源体系发生重大而迅速的转变，需要中国政府进行良好的顶层政策设计，部署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气候行动路线图，包括转变能源电力结构、完善碳市场、大力发展清洁技术、构建完备的绿色金融体系等。还需要政府充分考虑各行业、各地区的发展现状，制订差异化的达峰路线图，并辅以充分的激励和监管政策，激发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减排潜力。（本文系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