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挑战重重，碳中和目标已定就不能回头。如果拜登就任后兑现竞选承诺，宣布美国回归《巴黎协议》和2050碳中和目标，那就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体正式加入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大转型”。围绕着“减碳、低碳、零碳、封碳和碳素循环利用”，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全球竞赛已经拉开帷幕。在这个重塑世界未来的赛道上，中国必须，也有能力，赢得这场世纪竞赛。

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在鼓励和激励创新方面，具备六大优势。一是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元化需求，为能够给客户创造价值的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提供市场应用场景。二是政治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还有上呼下应、一致行动的举国优势。三是鼓励创新尝试的监管体制灵活性，为新技术前期试点创造空间，而不是用一套令人望而却步的条例来管制技术试验。四是通过政府调控的可见之手和市场机制的不可见之手的灵活组合，因地制宜地推进务实行动，而不是单一依赖行政或市场手段。五是快速的决策行动机制，勤奋刻苦的“白加黑”工作时间。六是拥有全球最健全的制造能力，特别是在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储能装备等领域的高性价比产品，并在能源转型所需要的稀土领域具备优势，可以提供全球脱碳所需的各种技术解决方案。这些优势是我们在碳中和征程上的制胜法宝。

在这个赛道上，中国能源体系的重塑将呈现以下七大趋势。

一是需求侧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十四五”开始，能源工作的重点不再是供应侧大规模扩张来满足无节制的需求增长，而是以“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两个目标为牵引，加大需求侧的节能减排力度和系统优化。节能工作要改变思路，实现从节能公司推销节能产品到耗能企业主动寻找解决方案的转变。节能服务公司也要实现从卖产品到提供客户整体解决方案的转变，回归到客户的需求并以此作为导向，让节能成为客户综合能源服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可以开发利用的热源和电源，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控制手段，尽可能把需求和供给进行精准匹配，减少长距离输送需求，高效清洁地满足本区域内的冷热和电力需求。在注重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的基础上，强化文化节能，创造全民参与的节能新模式。

二是供应侧将不断加大脱碳力度，加速能源全产业链脱碳创新。可以预期，全国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峰后将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快速下降。石油消费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达峰，总量控制在7.2亿吨（2019年是6.6亿吨）左右。天然气则在未来10～20年间继续保持增长，预期在2040年左右达峰。在石油领域，目前正在新建的炼油项目面临着巨大的风险。2018年，我国炼油能力达8.3亿吨，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2019年行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6%，与世界平均炼油能力利用率82.5%相比，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十四五”期间，随着目前在建项目的完工，炼油产能还将新增约1.7亿吨，产能过剩将更加凸出。

三是电力系统变革将加速。一方面，2060年实现碳中和，电力系统需要在2040-50期间提前实现零碳排放。这就要求从“十四五”开始，不再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将煤电总规模控制在1100GW以内；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电力需求还在不断增长，5G和数据中心等数字新基建和电动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将加速推动电力需求的增长，而更多的终端用能部门，特别是难以脱碳的部门，如交通和供热，则需要通过电气化或氢能来进行脱碳。这是一对矛盾，需要通过电力系统的变革来化解。

令人振奋的是，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的成本在大幅下降并在许多资源条件好的区域已具备与新增煤电竞争的潜力，其竞争力已经达到或超过传统能源的临界点，全国碳市场形成的碳价将强化这一优势。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均衡的地域分布、逆规模效益、全成本竞争力等优势，有望实现用户身边“可再生电源+储能”成为全成本核算最廉价电源，既普及又普惠，具有颠覆现有电力系统的能力。

电力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储能技术应用、数字技术应用、能源互联网建设等产生巨大影响。电力已经成为现代能源体系的核心，也是能源领域节能减碳的重要抓手。随着越来越多的风电和太阳能在配电端接入电网，配电网的改造与改革尤为重要。在增量配电网改革成效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有否决心进一步推动存量配电网改革，甚至推动输配分开，将对落实2030年的12亿千瓦风光目标以及能源转型的整体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

国际能源署去年10月发布的《转型中的电力系统：电力安全的挑战与机遇》报告，预警了正向我们狂奔而来、会对电力供应安全造成巨大冲击的三头“灰犀牛”：1）可变可再生电源的大规模接入致使电力系统运营模式改变及供应安全风险；2）数字技术大规模渗透扩大了网络攻击范围以及系统互联带来的新安全威胁；3）气候变化导致更频繁极端天气事件所造成的电力供应中断。政府和企业要充分意识到这些挑战的严峻性，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保障对国计民生十分重要的电力供应安全。

这一切都在呼唤电力系统的快速重塑，尤其在配电网领域。应将配电网规划作为电力规划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以体现电网发展重心由输电网向配电网转移，电力发展从“电从远方来”向“电从身边取”的转变。在可再生分布式能源和数字技术快速改变电力行业格局的情况下，改变电力监管思路，激活配电领域，使得配电领域成为真正的物联网创新平台。打破能源系统中存在的行业竖井，充分发掘综合能源系统中柔性和灵活可调度资源，制定合适的价格补偿机制，鼓励储能设施和电动汽车参与电力市场的调峰与调频，解决终端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间歇性、不稳定性问题，消纳波动的风光发电资源。推动配电网与其它基础设施的高度融合，实现融合效率，培育基础设施协同的新模式、新业态。

四是农村能源将得到重视与开发。农村不仅是能源的需求方，更有可能成为能源的供应方，一方面解决农村自己的能源问题和各类有机废弃物（农林剩余物、生活垃圾、畜禽粪便、果蔬垃圾、生活污水等）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分布式发电、生物质制气和生物质颗粒物的提供，在大幅度改善农村能源环境的同时，加固农村配网基础设施并给附近的城镇提供能源。让农民在生产粮食的同时也生产能源，实现粮食与能源双收入。为此，应改变农村长期处于能源供应末端，以集中式能源长距离供应的农村能源发展思路。

五是能源投资规则将得以重塑，新业态将不断涌现。金融机构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风险控制角度，还是从投资回报角度，未来碳价对能源项目影响非常大。内部碳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能源项目的可行性，欧美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有自己设定的内部碳价或影子碳价，如花旗银行就用每吨60美元的碳价对其投资或贷款的39家美国能源与电力企业进行财务状况的预判，掌握相关的气候风险和投资回报预期。中国企业、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借鉴欧美同行的经验，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时，采用一个合理的内部碳价，作为投资评估的主要参数。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企业尤其要关注碳价对项目回报的影响，时刻保持对消费者认知、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投资规制不断变革的敏感性。

 此外，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即将启动，包括碳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在内的碳资产管理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许多企业已经将碳资产当作自己的核心资产之一来看待，在降低企业履约和合规成本的同时，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并拓宽节能减排项目的融资渠道。未来几年，围绕着碳资产、碳交易、碳抵消、碳基金、碳融资、碳足迹评估、碳排放核查等新兴业务将不断涌现。

六是低碳减碳零碳将成为国际能源合作新趋势。传统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在油气项目基础上，而围绕节能减碳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与贸易将重新定义国际能源合作格局。碳排放将成为跨国投资和贸易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量，出口产品将被要求提供经过权威机构认证的“碳足迹”（即生产过程所排放的CO2总量）证书，主要进口国（如欧盟各国）将对不同产品按照其“碳足迹”相对于本国产品的水平来征收“边境调节税”。许多承诺碳中和（或气候中和）的大型跨国公司（如米其林轮胎、沃尔玛超市）将对其供应商提出不断趋严的产品“碳足迹”要求。继人权、环保等问题之后，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认知与承诺将成为许多欧洲企业（如BP）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考量。他们会选择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一起共事，也不会选择破坏环境的低成本供应商。

在零碳转型领跑时代，中国要讲好自己追求低碳转型、低碳能力输出和低碳合作的新故事，特别是围绕 “一带一路”的能源国际合作。中国的能源企业则需要加快步伐，尽早实现从“卖碳翁”向“埋碳翁”的角色转变。

七是技术研发将以更大的力度向低碳减碳固碳技术倾斜。包括再造林、生态修复、新型建筑材料、土壤固碳、生物质能源碳捕捉与封存（BECCS）等在内的“负排放技术也将受到高度重视，“减碳，低碳、零碳、负碳、固碳和碳素循环利用”技术将引领未来科技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技术都与节能减碳可持续发展有关。

2020年，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北大能源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十五场“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系列活动。近百位来自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专家，经验丰富的能源从业者，还有遍布全球的海内外院士教授参与了活动，产生了上百条颇具新意的政策建议。

以上是我们通过组织并主持这一系列活动中获得的一些感悟。我最大的体会是，集体智慧力量无穷。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包容不同想法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Wisdom），而不是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想法的集体思维(Group Think)。在能源及相关领域，我们不乏实战经验丰富、极富远见和智慧的专家群体。能够把他们的真知灼见汇聚到一起，我们就不乏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

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中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先生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指出，我们不仅需要对各行各业的减排路径进行细化研究，更需要的是将这些宏观与中观的研究方案变成企业和城市能够落地执行的行动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没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具体行动，许多宏观研究都将停留在纸面。这也提醒我们，在碳中和路线图研究过程中，不仅要研究“什么”，即在哪些领域开展行动，更要研究“如何”，即谁来落实这些行动，如何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为此，我们急需培育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先锋城市和先锋企业，在他们开拓的足迹上扩大推广。清华大学社科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何继江博士团队在分享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经验的同时，正在推动包括大同市和国家电投集团在内的城市和企业达峰倡议，值得鼓励与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