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1997年9月，我在国际能源署（IEA）开始担任署长特别助理的工作。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IEA参与当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办的第三次UNFCCC缔约方（COP3）会议。为了那个会议，IEA于1997年5月的部长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很有见地的报告，叫做《气候变化的能源维度》（Energy Dimension of Climate Change），旨在影响由环境部长参与的气候变化谈判结果。该报告强调了能源消费的惰性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惯性，希望京都会议上达成的减排目标既要雄心勃勃（Ambitious）更要现实可成（Realistic and Achievable）。IEA能源部长们当时表示，不管京都会议上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他们一定完成任务。

京都会议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在2008年到2012年的第一个履约期内要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减排6%。环境部长们把这个结果带回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时，对能源部长们说，“能源部门占碳排放的80%，你们来落实吧”。能源部长们一听就傻眼了，他们说，“我们只负责能源供应，而能源供应部分产生的排放占能源相关总排放量不足30%，大部分的排放来自工业、交通、建筑等用能领域，这些领域超越了我们的职责范围”。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时任法国工业部能源与原材料司司长Claude Mandil专程拜会IEA署长Robert Priddle先生，希望IEA能够在《气候变化的能源维度》的基础上，起草一份新的“挑战性报告”（“challenging paper”），在1999年5月的IEA部长级会议上讨论。我当时正好也负责部长会议的筹备工作，全面参与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并利用1998年12月的圣诞节假期，起草了一份报告，上班后交给署长。署长看后批给负责这个“挑战性”报告起草工作的长期政策合作局局长，要求他们把我报告的内容整合到他们也正在起草的报告中。

这个故事表明，以IEA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能源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能源部门无法单打独斗，需要动员全社会参与。这也是欧盟将气候中和（注：“气候中和”包含CO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要求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为零）作为“建设公平繁荣的社会，拥有现代、高效、极富竞争力的经济新增长战略”核心推手的主要原因。欧盟的气候中和目标落实以《绿色政纲》为载体，设立具体量化目标，配备相应的预算计划，并出台大量配套战略、行动计划和政策法规来保障落实，包括《产业战略》、《绿色融资战略》、《能源系统集成战略》、《氢能战略》、《可持续智能交通战略》、《从农场到餐桌战略》、《森林战略》、《水、空气和土壤零污染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的化学品战略》、《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气候法案》等。

这些案例都给中国的碳中和战略和路线图制定提供有益的“前车之鉴”。中国的能源供应侧CO2排放也占能源领域排放总量的30%左右，更多的排放量也来自工业、交通、建筑、农业等能源消费部门，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在实现能源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社会消费模式的转型。

目前，英国、欧盟、日本、美国都有各自的研究机构围绕着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发布了相应的具体路线图。国际社会也在翘首盼望中国早日出台碳中和路线图。我们可以在参照各国案例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达峰”和“中和”路线图，并出台更加具体的系列配套行动计划，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回到我去年技术和制度的主题，技术仍然是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抓手，我们还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期，许多新的技术将不断涌现。但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能等待新技术来解决问题，更多的重点应该放在现有技术的推广利用。制度方面，在中国能源领域的四大革命中，体制革命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新的能源市场设计要为未来技术应用提供空间，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为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扫清障碍，激发全民的创新能力，鼓励全民参与，打赢一场能源转型的人民战争。

 （作者感谢亚洲开发银行首席能源官翟永平博士，里夫金办公室中国主任、未来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吴昌华女士和北大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博士对本文初稿所提的修改建议。）

文/陈新华，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