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自1988年以来的美国气候内政外交的演变，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共和、民主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巨大分歧，“气候纸牌屋”的剧情已经反转了四次。

美国是最早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国家之一，但1997年参议院通过的《伯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直接导致克林顿政府无法签署其作为主要力量推动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之后在2001年，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宣称履行气候义务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再次拒绝批准该议定书。此后全球历经“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在多方共同推动下，终于在2015年民主党奥巴马总统任上达成了《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并以行政命令“接受”（Acceptance）而非国会决议“批准”（Ratification）的方式避开了共和党的阻扰。但这也使得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同样轻易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于2020年11月4日《巴黎协定》生效四年后，在国际法意义上正式履行完所有退出程序，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退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

目前，美国仍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室气体累计排放第一的国家，也是人均排放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是欧盟和中国当前水平的两倍以上。尽管近年来由于煤电机组寿命到期淘汰等因素，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开始出现波动下降趋势，但在《巴黎协定》下仍存在较大的减排压力。这是由于美国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能源变革成效更多来自于“页岩气革命”，走了一条过渡性、不彻底的低碳转型路线，反而挤压了原先在全球具有科技和产业显著优势的非化石能源行业的发展。同时，因为在联邦政策层面的多次反复“折腾”，美国并没有抓住《公约》《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下“率先减排”的契机，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至今仍呈现显著的“高碳锁定”特征。未来要实现“碳中和”，美国减排的“起点”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国内利益博弈与再分配的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在当前红蓝沟壑日益深重的国情下，美国两党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更难形成。

考虑到美国国内最新的选情，即使民主党有可能乘胜追击，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多数席位，也很难以三分之二的绝对优势获得国会对气候法案或国际条约的支持。因此，拜登上任后最可能采取的仍然是奥马巴时期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难以保证不会再次被后任的共和党总统否决。没有长期稳定的政策信号，市场投资往往会犹豫不决，有可能会失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