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曾于2016年执政末期（当年11月16日）向联合国提交了《美国2050年深度脱碳战略》（United States Mid-Century Strategy for Deep Decarbonization），提出了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80%的目标。该战略预计会在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得到更新。据《科学美国人》（Sci Am）报道，拜登的39个过渡团队中至少19个拥有气候领域相关经历，并相当程度沿用了奥巴马时期气候政策团队的主要力量。从《建立一个现代化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公平清洁能源未来的拜登计划》来看，拜登及其团队显然更希望以2050年前全经济范围净零排放目标为引领，重振美国昔日辉煌的绿色低碳新经济。拜登计划在第一任期内投入2万亿美元，来加速低碳产业的发展，包括可持续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工业、零排放交通、零碳电力、高效建筑改造与住房建设、关键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气候智慧型农业、韧性修复和环境正义等领域，如果仅从公共资金渠道筹集，这样的投资力度高于欧盟和中国目前水平。

为巩固在低碳科技和产业领域的优势，拜登及其团队不仅会考虑大幅调整国内政策，还会诉诸国际力量，非常有可能借重返《巴黎协定》为契机开展“二次谈判”，并向发展中大国施压。

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及其团队可能会更多依赖于其盟友的力量，包括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而不是一味强调所谓“美国优先”。气候议题有可能成为当前中美关系最早“破冰”的催化剂，但在《巴黎协定》下，美国将极有可能积极借助“伞形集团”（注：指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议题上不同立场的国家利益集团，具体指欧盟以外其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因国家分布很像一把“伞”而得名）的力量，重塑美、欧、中大国博弈的格局，在“逐渐转向全经济范围减排或限排目标”、提供资金支持和提高透明度问题上持续向发展中大国施压。

随着后续美国国内气候行动力度的提高，美国也在考虑采取像欧盟那样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即从全生命周期对进口到美国的产品或服务征收碳关税或实施配额制，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这无疑对原材料和能源供给高碳化的国家不利。以电动汽车为例，电动汽车的实际使用排放标准相近，但在制造汽车的钢材生产、电力供应等方面高碳化的出口国家或将面临更多的限制。拜登还考虑在“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组成一个“统一战线”，要求中国提高对外投资的环境和气候标准，并尽早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与此同时，美国将加大清洁能源出口和气候投资计划，重塑美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