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40年内对全球最庞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进行彻底的零排放改造，将目前高于100亿吨的年排放总量降到近零，挑战前所未有，远大于前40年所做的建设工作。

首先，能源需求的刚性、基础设施的惯性和消费习惯的惰性将制约转型速度。人类社会的活动都需要能源，而传统能源是一个重资产产业，无论是上游的煤矿开采和油气勘探开发，中游的石油化工、发电设施、电网与管道，还是下游的终端耗能设备，都涉及巨额的投资。能源产业链长且复杂，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惯性。能源设备更新换代不仅成本高昂，也需要时间。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2020世界能源展望》指出，如果允许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继续运营完成其生命周期，所产生的排放要到2070年才能消停，仅是这些，就会导致全球地表升温1.65℃，使《巴黎协议》的1.5℃温控目标无法实现。鉴于能源消费在社会与经济活动中的“无所不在”，推进节能减碳要求整个社会在消费习惯、商业模式、监管框架等方面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何克服这些制约，构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打通能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层链接，成为必须破解的关键难题。

其次，倒V型曲线的转型之路没有前车之鉴。中国是继欧盟之后第二个明确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大型经济体，相比于能源需求已经达峰并开始下降的欧盟各国或日本，中国的能源需求还在上升，全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民意基础、企业行动、技术储备、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等方面严重滞后。欧盟、日本和即将要宣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美国，他们的碳排放在1980年左右就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并在2000年左右达峰以后在持续下降。作为《京都议定书》中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他们已经自1997的京都会议后就在碳减排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美国虽然从联邦层面没有正式加入《京都议定书》履约，后来又退出了《巴黎协定》，但在民主党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美国至今还有超过25个州、500个以上城市和郡、2275个大型企业、350个以上的大学以及宗教文化团体、医疗机构等，开展了自下而上的“美国承诺”运动，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该州承诺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2035年全面禁止燃油汽车，并通过立法，要求在2045年实现全州10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按照美国环保组织落基山研究所的估算，参与“美国承诺”的州和企业目前已占美国GDP的68%，占全国总人口的65%，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51%。

即使从2000年达峰开始算，欧美日从达峰到碳中和之间有50年时间，而中国的碳排放还在上升，从2030年达峰到2060年中和，只有30年。这个在达峰后“悬崖跳水”般的急剧下降之路，呈现倒V型曲线，挑战之难度，前所未有。

第三，在减量化工作方面缺少可以快速推广的模式，急需培育从高碳向零碳跨越所需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模式，引进外资，快速建设能源基础设施，有着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今天，中国可以在基础设施（如机场、码头、高铁）建设的“加法”领域用欧美的一半时间完成相同的建设任务，但在碳中和所需要的“减法”上缺乏经验。未来40年，将全球最大排放国的排放量快速归零需要一种全新的减碳服务与定价模式，改变以往多排放多盈利的“卖碳”模式，为减量化服务提供回报，推进少排放多盈利的“埋碳”模式。鉴于能源经济的复杂性和消费习惯的巨大惯性，这一模式的改变需要时间。即将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若能形成反映环境成本和与国际接轨的碳价，将有利于加快扭转这个局面。

第四，现存诸多体制和机制滞碍转型跨越的步伐。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对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能源系统体制机制做出及时的重大调整，并充分考虑到能源与水资源、粮食、废弃物、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生态系统等的耦合，在更大范畴内谋划能源系统的转型，系统性推进转型。能源转型涉及到许多社会公平性问题，如大规模缩减煤炭消费涉及的是数字背后的煤炭企业、矿区、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个人的生计，需要缜密规划，避免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荡。

第五，纵观转型，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在转型过程中确保能源稳定安全供应与经济商业的可持续性。需求的刚性和投资的短缺使未来几年石油价格还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能源供应安全的风险不可忽视，需要持续应对。欧美日在能源转型方面的“他山之石”值得借鉴，但又不能完全照搬。反而，面对气候变化成为政治正确的欧洲社会，我们要记住斯米尔教授在《能源神话与现实》中的告诫：“能源创新并不遵守摩尔定律。… 历史经验表明，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能源系统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我们的决策可以加速能源系统的转变，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能源发展的自然属性”。这些现实提醒我们，能源转型要务实高效地推进，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