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的文章，题目是：A Fairer Way to Help Developing Economies Decarbonize（更公平地帮助发展中经济体脱碳）。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承诺对气候变化采取新的、理性的方法，他的绿色新政和欧盟的绿色协议有值得称赞的气候目标。但是，当整栋楼都在燃烧时，把消防资源集中在一层楼只会延迟，而不会阻止大楼的毁灭。所以，现在是时候推动成立“世界碳银行”（World Carbon Bank），以优惠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脱碳。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未来20年几乎所有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增长都将来自新兴市场。尽管中国最近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排放量为零，但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煤炭产量的一半和煤炭消费的一半，实现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印度尽管在太阳能发电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高度依赖其丰富的煤炭储备，这种依赖很可能会持续下去。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签订5年以后，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投资中的份额仍然只有34%左右，几乎与5年前的水平持平；风能和太阳能仅占全球能源的8%。国际能源机构署估计，如果全球现有的煤电厂在其预期寿命的剩余时间内运行，将导致全球气温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1.7摄氏度。

目前，鼓励发展中经济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受广泛讨论的方法是对来自没有适当碳定价体系的国家的进口征收碳边境税。欧盟目前正在考虑这样一项措施，“气候领导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即将上任的美国财长耶伦）也主张这样做。经济学家们几乎普遍赞成征收碳税（欧洲的碳定价体系是一个笨拙的版本），以便生产者和消费者考虑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全球公共资源。边境税调整的目的是促使发展中经济体引入自己的碳税。这项政策在概念上是合理的，但是难以实施。

首先，发展中经济体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技术在一夜之间实现自我转型。发达经济体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部分原因是，全球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对能源投入巨大的新兴市场。亚洲煤电厂的平均年龄为12年，而发达经济体的煤电厂平均年龄为43年。鉴于煤电厂的寿命约为50年，而煤炭是中国和印度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丰富自然资源之一，亚洲发展中的煤电厂退役的成本将是巨大的。还有非洲，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间，缺乏电力供应的人数增加到近6亿。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与发达经济体正在讨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之间的差距，只是全球北方和南方之间财富和资源巨大差距的一个例子。例如，为了应对COVID-19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发达经济体在2020年获得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平均占GDP的16%以上，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6%和2%。这种巨大的差距没有考虑到与疫情相关的债务积累在未来几年演变成全面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使得脱碳的前景更加困难。

到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零的目标值得称赞，欧盟已经采纳了这一目标，美国很可能很快就会采纳。“但别在我的后院”（“邻避”）式的环保主义没有办法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的任务过于分散，无法独自有效应对气候挑战。全球碳定价是任何应对气候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发达经济体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胡萝卜”，而不仅仅是“大棒”。我们应该采取高度优惠的融资方式，结合技术专长和分享最佳实践——所有这些都可以由未来的“世界碳银行”发挥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