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见，UNFCCC框架开展谈判以来，国际气候治理格局就不断演变着。究其原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需求不同、之间长期缺少互信，彼此间不愿作出具体承诺，即使承诺了也往往不可靠。

　　结果就导致尽管KP第一个履约期规定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到2012年相较于1990年减排5.2%，发达国家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减排承诺。但是，大部分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没有达标甚至持续增长。

　　比如，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2012年比2005年减排17%，实际换算只相当于比1990年减排4%。因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诚信表示质疑，所谓“共同减排”不过是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一个“陷阱”。事实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成本，在没有出现解决温室效应的革新技术前，各国必然争论减排经济成本的分配。这也就导致了碳交易和碳关税的出现。

　　尽管大多数人都认可全球气候变化对全人类是严重威胁，但是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仍占少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气候资源可以在不支付任何成本、不必得到任何国家允许的情况下被任何国家使用。

　　因此，温室气体谈判中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关系，致使全球各国合作难以维持。发展中国家期望进一步发展而承担相对小的义务，而发达国家则不想仅仅自身加大减排力度而与其他国家共享减排的收益。这也正是历届气候变化峰会所反映的主要分歧所在，即各方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碳排放应该付出多大的代价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地位的发展中大国，提出碳中和承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在IPCC几次评估报告，特别是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历史责任、2030减排要求、资金等可能对未来谈判产生重大影响的结论影响下，气候变化已成为事关国际道义、国际责任、国家形象、国家发展权的重要议题。

　　从国际关系来看，强化低碳目标具有国际竞合的战略背景。根据ECIU数据，全球有125个国家/地区提出碳中和愿景，6个已实现立法，5个处于立法议案阶段，13个已有相关政策文件，99个处于政策文件制定讨论中。自巴黎协定以来，尽早实现碳中和、控制温升已成为全球共识性议题。相比特朗普，拜登的外交政策更加强调与欧洲、亚太盟友的合作，中美关系新阶段，中国主动参与碳中和是强化与国际社会战略合作的重要手段。

　　在能源安全的考量上，逆全球化风波仍未平息，重塑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中国油气资源相对匮乏，原油与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2020年1-9月中国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3%、42%。

　　与此同时，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却具备全球领先优势，根据IRENA数据，2019年中国陆上风电、太阳能光伏、水电累计装机规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34%、35%、27%，均居全球第一。推进能源结构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化，有助于提升中国能源独立性。

　　十四五规划建议第一次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安全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而能源安全与独立则是安全这一大范畴下重要的细分议题。

　　当然，能源结构调整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与理性参与。碳中和的目标将实现中国在能源领域的革命，这不仅会重塑中国能源结构，也会对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带来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应用在电力、交通方面的普及。从一个更大的维度看，中国进行能源领域的碳中和变革将成为中国科技进步浪潮下的能源领域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