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进程是一面镜子，恰恰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宏大变化。2020年恰逢美国大选，共和党和民主党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和立场几乎截然相反。拜登顺利入主白宫之后，极有可能会带领美国尽快重返《巴黎协定》，并推动美国加入全球碳中和“俱乐部”，21世纪很可能成为碳中和的世纪，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讨论可能会再次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的时候，全球长期温控目标沿用了2009年各国在哥本哈根达成的共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考虑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的利益，《巴黎协定》增加了“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表述。2018年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全球几乎都以1.5℃作为长期温控目标来论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及国际合作，碳中和、气候中性、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等概念成为学界、政界以及产业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为重要的话题。

到目前为止，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说法，已经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的长期愿景，排放量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5%和70%以上。在中国的推动下，更多大经济体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之后，南非、日本、韩国都紧接着宣布了碳中和承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我们相信，很快，全球主要经济体、大部分国家可能都会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

2020年后，全球范围的绿色低碳转型将大大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贸易投资都将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改良性的，而是变革性的。在不远的将来，碳中和将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全球性标准，甚至是贸易和投资的准入门槛，并有可能以碳中和为目标，形成“基于新规则的国际秩序”。

尽管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还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真正实现过碳中和，全球都要在摸索中前行。即使在《巴黎协定》的实施过程中，相关机制和支撑体系也并不成熟。目前，全球要实现碳中和，资金缺口仍然很大，发达国家并未完全兑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资金支持的承诺，到2020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仍然不足。

关于资金缺口，以中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为例，每年的资金需求约为3.7万亿元，我国在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公共资金投入约为5000亿元，近年来在全年财政预算中的占比维持在2.5%左右。尽管从横向比较来看这个比例并不低，但是资金缺口仍然很大，每年至少约为1.6万亿元，还需要撬动大量社会资本。从全球来看，气候资金的缺口更大。除了资金机制外，技术研发和转让、能力建设等实施手段仍然较为有限，这无疑将会大大影响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因此，全球气候治理的相关机制仍需要长足的进步。

第一，要增加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投入和资源投入。欧盟已经承诺把GDP的1.5%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拜登在竞选中曾宣布将在第一个任期投入2万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但是这些还不够。作为一项国际性事务，应对气候变化还需要构建有力度的全球机制。当前，在《巴黎协定》的机制中，绿色气候基金（GCF）的一期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二期资金的筹集情况并不理想，各国的出资意愿不强烈，资金短板依然存在。

第二，要在技术机制上有所突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形成了以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制度为中心的技术机制，这套机制在公共领域中经常出现失灵的情况。例如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医药公司研发检测试剂、疫苗等必然追求经济回报，疫情很难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应对，资源并不能真正得到有效配置，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体往往并不一定能得到妥善对待，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即使以现在的科技水平而言，人类社会已经拥有大量减缓和适应技术可以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在现实中，这些技术的应用和转让面对非常高的壁垒。多轮国际谈判都希望在技术机制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利益格局调整之后的分配问题同样非常重要，需要政策方面的创新。

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和生效过程中，大国协商形成的政治共识和政治成果在推动多边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美国大选落幕，民主党在气候变化领域一直持积极态度，以气候变化议题为桥梁，有可能修复中美关系。在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外部变量，中美关系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也会影响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