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宣示和决策部署，需要统筹谋划，从战略全局认识和把握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

2020年9月22日以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等多个国际重要场合重申新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并强调“我们将说到做到”，“中国言出必行，将坚定不移加以落实”。在2020年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自主贡献最新举措，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落实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我国历来重信守诺，这一系列重大宣示和决策部署，充分彰显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体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也明确了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宏观战略统筹和规划衔接，坚定不移把降碳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指导意见》提出，要突出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推动将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规划，从而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

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提高行动力度，需要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统筹融合。

当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污染物存在较强的排放同源性和控制措施的同效性，两者的统筹和协同既是老话题，也是新挑战，更是新机遇，需要立足现有工作基础，相互借力，实现“1+1＞2”的作用。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仍然存在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有必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统筹考虑、协同推进、综合施策，要在战略层面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美丽中国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环保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形成相互协调的监测、统计、报告、核查体系，形成源头减排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形成全国统一的交易监管平台，形成基于综合生态环境绩效的评估考核方法，“打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立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督察、执法等领域的界限。

《指导意见》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尽快做到“四个统一”，到2030年逐步建立起统筹融合的战略、规划、政策和行动体系，这样才能更好保障更高强度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部署和责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