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讲，这2个新的气候目标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和低碳转型，也会促进疫情之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何建坤指出。

　　和新冠疫情这一突发的公共危机相比，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更深层次、影响更深远和危害更剧烈的生态危机，控制温度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在这样一个目标下，全球合作也越来越形成了一个美好社会的共识和共同努力的方向。比如，欧盟在《绿色新政》中提出，将203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原来的40%提高至5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也表示，如果新的政府执政之后，第一天就会返回《巴黎协定》，并且在他第一个任期内，4年要拿出2万亿美元的投资，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实施，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全球努力实现“碳中和”促进经济发展，也成为大国之间竞争和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何建坤表示，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是2060年长期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阶段性目标，目前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后期，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还比较高，2035年GDP增长预期比2020年要翻一番，到2050年有可能会达到2020年的3.5倍。所以，随着经济会有比较快的增长，能源的需求量也会有缓慢的增加，到2035年之后，能源的总需求将趋于稳定，达到它的峰值之后，会缓慢的下降。

　　何建坤指出，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就意味着经济还要持续增长，能源消费有所增加，但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长。这就使得经济的发展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脱钩，这是环境质量改善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实现长期碳中和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之后，会快速地转入下降的趋势，到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应该比峰值年份有显著的下降，这个时候我国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而且二氧化碳排放也进入了持续下降的减排轨道。”何建坤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较快下降，也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不但要推进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峰，而且要推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会带来新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必须要有降低单位GDP产生的二氧化碳效率的提高来抵消。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使每年下降的速度要超过GDP的年增长率，才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

　　何建坤预测，到2030年左右我国GDP年增长率可能在4.5%~5%左右，所以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每年下降的速度也要达到5%左右，比当前4%要有更大的下降强度。为保证实现二氧化碳2030年前达峰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65%以上，原来法律协定下承诺的是60%~65%。这个目标的提高，能够确保“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每5年下降20%左右，能够保证“十五五”期间GDP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速度达到或超过GDP的增速，从而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