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21年工作部署中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制定达峰行动方案”，是作为2021年工作进行部署的。

 

到2019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其中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3.1%。煤炭消费占比由2005年的67%降低到2019年的57.7%，下降了9.3个百分点；煤电占比60.8%， 较2005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电力由16.1%上升到27.9%，提高了11. 8个百分点， 非水可再生能源的贡献率高达85%。这是制定国家层面达峰行动方案的基础。各地应当依据各自的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水平等环境条件制定行动方案，并一以贯之加以实施。

 

总体上看，应以能源低碳化为抓手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要推动全方位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能源革命。从能源生产端看，要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的能源体系，努力控制并减少煤炭消费比重，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合理发展天然气，安全发展核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发电，积极生产利用绿色氢能；要改变能源供给方式，如提高光伏发电转化效率，将电力生产排放的CO2转化成高碳材料；实现能源管理数字化、智能化，保障能源安全。在消费端，要提高消费电气化水平，提高家电产品节能水平，重视交通和建筑节能。在政策端，要完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加快碳市场建设，以尽可能低的成本降低经济的碳强度，努力使用非化石能源以满足新增能源需求，使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存量化石能源消费量。

 

从能源结构演化的历史规律看，人类最初利用柴火等生物质能源，以后才用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时间并不长；能源升级特点是从低碳到高碳再回归低碳。生物质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由于生物质对太阳能已进行了一次转化，利用效率应高于太阳能利用；多晶硅、单晶硅等光伏发电材料的生产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并非“零碳”能源。在我国，太阳能、风能得到迅速发展，秸秆等生物质能除了受到收集、运输困难外，还受到政策性限制。我国生物质能丰富，如能得到充分利用可替代能源消费中17%—24% 的化石能源。然而，原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发布的《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的规定》，将生物质燃料（树木、秸秆、锯末、稻壳、蔗渣等）划为高污染燃料；虽然2017年环保部发布《高污染燃料目录》以取代《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的规定》，其中明确工业废弃物和垃圾、农林剩余物、餐饮业用木炭等辅助性燃料不属于管控范围，但各地并未放开生物质供暖市场。从国际经验看，北欧国家都非常重视生物质能的高效利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17%来自可再生能源，主要用于供热。因此，各地在制定达峰行动方案时， 应统筹考虑烟尘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力争实现协同减排。

 

从长远看，“碳中和”是在全球范围、规定时期内人为CO2移除抵消人为排放，实现CO2近零排放，或净零排放。因此，应当也必须重视能源转化方式变革和创新。如煤炭发电是能源转化过程，将发电中排放出来的CO2转化成高碳材料，可以实现煤炭利用的“近零排放”。世界经济论坛和《科学美国人》杂志共同发布的最新报告《2020十大新兴技术》第二条即是，“一种新方法有望通过利用阳光将废CO2转化为有用的化学物质来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国内也有类似成果，从而为我国摆脱能源结构升级的老路创造了条件，毕竟购买油气不仅风险大还存在断供的安全隐患。套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表述式样，煤炭没有错，错在利用方式。因此，创新能源转化方式十分必要且非常迫切。

 

能源安全应当放在重要位置。“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发展战略思想，应成为达峰行动方案的重要遵循。以往的能源安全风险主要在自然灾害、地缘政治、金融危机、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方面，自然灾害对油气进口的影响、2008年冰冻对电网安全的危害， 均为国人所熟知；而脉冲状并入电网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带来的潜在威胁，尚未被人们了解。在“30—60目标”下，必须以系统思路推动能源转型，以能源安全为目标，实现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等的协同。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大比例进入电力系统，使能源安全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能源供应中安全风险防范做法，难以解决可再生能源带来的新型风险，需要及早研究，包括“一张网”与分布式电网的关系、局部应急和全局影响、主力保障电源和无规则电源的接入调度等，要制定风险应对预案，提高风险管控智能化水平，仅靠电力系统、电网企业是难以独立防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