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展望》,中国煤炭消费2013年已经达峰,碳排放可望2025年达峰。2016年至2019 年,全国累计退出煤炭落后产能9 亿吨/年以上,累计淘汰煤电落后产能超过1 亿千瓦,煤电装机占总发电装机比重从2012 年的65.7%下降至2019 年的52%,但是2019年,我国分别占世界比重的47.3%和51.7%,分别相当于美国比重(8.5%和7.2%)的5.56倍和7.18倍,长期处在世界顶峰。正如国际能源署(IEA)《2020 煤炭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进口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2019 年,我国原煤产量达到38.46 亿吨,占世界比重为47.3%,相当于OECD国家比重(20.3%) 的2.3 倍,相当于美国煤炭占世界比重(7.9%)的6.0倍。中国属于世界高煤之国、高碳之国。这成为中国实现能源绿色转型的最大挑战,直接涉及到传统煤炭产业就业人员(2015 年全国煤炭行业就业人数为483.1万人)的转移。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2018 年,中国煤炭的碳排放量占能源总碳排放量比重的79.8%,相当于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59.0% 的1.35 倍。仅从2011—2018年的数据看,我国只要煤炭消费上升,碳排放量就上升;反之,则下降。我国减少碳排放主要是减少煤炭消费。在全球气候变化时代,煤炭已成为“淘汰能源““淘汰产业”“淘汰就业”,峰值越高、规模越大,调整就越被动,而行动越晚、越被动,代价就越大。为此,我国必须下决心消减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控制在40 亿吨以下,标煤30 亿吨以下,逐年提出双降目标和指标,并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双升目标和指标,实行对黑色能源的持续替代,即“去煤炭化“,加速向绿色能源转型;同时,应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以大幅降低煤炭消费需求,进而带动减少煤炭生产量。

笔者认为,我国需要采取几方面的实体措施。一是全国主要城市,特别是北方地区城市应大幅度削减煤炭直接消费需求,像北京那样成为“无煤城市”(无煤发电、无煤取暖、无煤消费);二是遏制煤炭行业新的“大跃进”,国家不再批准煤炭行业的重大投资项目,采取有力措施削减煤炭生产能力;三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再为煤炭行业提供固定资产投资新增贷款,避免在新一轮的去产能过程中造成超大规模的呆账坏账;四是制定煤炭限产减产方案,对主动退出煤炭生产供应的企业实行“退役竞标”,可获得政府的必要补偿榆[10],主要支持几百万转岗转业人员再培训再就业,并将转岗保就业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五是着手制定全行业退出方案和补偿措施,到2035 年之前基本完成煤炭产业的退出,由此形成倒逼机制,加快人员退出和转移行业。此外,我国还要超前制定高碳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水泥、石油化工等低碳化、绿色化的结构性改革专项方案,进而推动国家工业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从高碳化到低碳化发展、从有碳到无碳发展的重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