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
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它既是预言，也是承诺。中国企业应当对于
碳中和有较大贡献。它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承诺，也是再全球化的商业优势策略。在当前较为不利的国际营商环境中，如果有一种语言是全世界都听得懂而且乐意听，它就是碳减、碳中和、负排放。只有成为碳中和的标杆，企业才会再次受到全球
市场的青睐。
一方面，事关人类命运，碳中和方法应该全球共建共享。盖茨方案也是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利用本国优势，在碳中和方法上创新创造，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以利于全球推广。
以盖茨所强调的核电为例，中国是全球核电发展最迅猛的国家。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全球核电进入停滞时期。相比之下，2019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发电量是2011年的四倍。目前，中国由16个核电厂在建设中，39个在规划中。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核电站主要供应商之一。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全球碳
减排组织。远景科技集团、隆基股份、晶科能源、阳光电源等加入了RE100，承诺逐渐使用可再生能源达到100%。2020年8月8日，首批加入RE100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在上海共同发起并签署了“RE100中国倡议”，呼吁推动能源革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上述正面行动还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怎样通过中国企业的实践提炼有代表性的新社会经济指数？它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碳中和的战略重点。
社会经济指数不仅方便统计比较，它还左右社会情绪，影响
政策方向。以GDP为代表的“美国指数”影响了二战后6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普遍的标准。在《领先指数》（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说明，失业指数帮罗斯福竞选赢过胡佛总统，GDP指数让美国对苏俄之争不战而胜。
指数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指数隐含着政治影响力。从古到今，它一向如此。
17世纪中，为帮助英国国王增加税收，帕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建议用一个“政治代数”（political arithmetic）来计算土地面积、年收获和应缴纳的税收。没有衡量指数，就无法统治。
20世纪初，用指数引导政治治理的传统也从英国延展到美国。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经济指数管理。作为泰勒科学效率管理运动的信徒，胡佛将“国民收入”、“劳工就业”等指标带入政府管理。1932年，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the New Deal），罗斯福总统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来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为此，“失业指数”、“制造业指数”、“国家生产总值”（GNP）、“价格指标”等指数应运而生。二战期间，它们也做出重要贡献，指数帮助美国政府科学计算战备物资和国内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平衡，指导价格控制政策。战后，美国经济界还开发了GDP（GNP减除境外生产总值）、商业周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消费者信心指数、基尼指数（Gini Index）等经济指数。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被各国广泛采用。
表面上看，指数的角色转变了。最早是社会治理和政策干涉为目的，现在，它为衡量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尺度。实质上，这些指数还成为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影响其他国家经济方向的工具。从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1959年“厨房辩论”开始，大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代替了军事对抗。不经意间，“美国指数”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大的社会效应。
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在哪里？这是值得放置战略高度思考的
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变经济活动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经济指数。同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心的新经济政策也需要碳中和“中国指数”引导。建立指数是个系统过程，需要企业、学界和政府的协作，根据顶层设计开展基层创新。在目前阶段，它至少有下面几个探索方向。
1）修复环境与兴旺自然生机的指数。
2）新兴碳中和企业持续发展的指数。
4）有利于碳中和的社会共享经济和社区互惠服务指数。
5）碳中和与人本价值指数。上世纪90年代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就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标。根据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并完善“人本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6）社会多元化与公平发展指数。对有56个民族的中国大家庭，围绕碳中和建立的公平发展治理结构有世界意义。
7）安全核电开发指数。核电建设和现场管理的安全指数，核电与其他清洁能源系统调配的设计，它们都可以成为全球核电的参考指数。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不仅要会做，还要会传播先进经验。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可以是传播绿色经济模式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