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讲，绿色溢价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降低碳排放。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概念。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三个优势。

　　首先，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格”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的干预，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制定，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

　　其次，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

　　第三，碳价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对不同行业绿色溢价的估算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本报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把绿色溢价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发挥中金研究对相关行业的深刻理解，通过估算不同板块的绿色溢价，作为我们分析碳减排路径的抓手，并以此为纽带和参照体系，把自上到下的宏观分析和从下到上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提供一个系统性研究。

　　我们的行业研究团队估算了8个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的绿色溢价，当前场景下非乘用车交运以及建材行业（水泥、玻璃等）的绿色溢价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技术相对成熟的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也有 3%-17%的绿色溢价。这说明仅依靠市场价格提供的利益驱动机制，绿色转型的动力欠缺，而这8个行业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

　　我们用8个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作为权重，估算当前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在35%左右，其平价（即绿色溢价为零）隐含的碳价在377元人民币/吨碳。这个水平在国际研究文献估算范围（37-266美元/吨碳）之内，但如上所述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也估算了2015年以来的8大行业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由此形成的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显示，清洁能源转换价格在近几年明显下降（但背后不同行业的差异大）。

　　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或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这些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对经济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给发展带来新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溢价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清洁能源价格下跌，绿色溢价下降，经济主体对化石能源需求减少，其价格下降，反过来会提升绿色溢价。由此清洁能源价格从现在的水平下降到化石能源价格当前水平之下，并不一定符合碳中和的要求，我们需要动态地看绿色溢价的变化及其含义。最终来讲，公共政策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为化石能源价格、从而碳价格设立一个下限。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会成本的碳价和衡量私人部门利益驱动的绿色溢价两者应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