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Nordhaus和 Romer 两位教授分享，前者因其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的贡献，后者因其对技术进步研究的贡献。诺贝尔奖同一年颁给这两个领域似乎有偶然性，但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确是关键，而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研发投入和失败的风险由个体承担，成果可能使整个社会受益，导致私人部门的研发投入低于社会福利要求的水平。

　　碳排放和技术进步都有外部性，前者是负外部性，后者是正外部性，都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和扶持。中国的绿色溢价在过去几年显著下降，最大的贡献来自电力行业。但有些行业的绿色溢价仍在高位，而且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显著降低其使用成本，需要重大的创新和技术突破。比如制造业的非电力排放部分包括水泥、化工，现有技术条件下只能通过高成本碳捕捉来减排。

　　电力行业从发电环节看，绿色溢价已经为负值。清洁能源的应用有制造业属性，包括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随着使用人数或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项目的可行性增加，这是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中国在早期对光伏产业的补贴扶持，促进了其起步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相辅相成，商业可行性不再需要政策补贴，这是公共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功例子。

　　创新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还有社会治理方面。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和路径依赖等因素，绿色溢价和碳减排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碳价在促进能源转换的门槛值可能比较高，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大，而技术进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共政策的行政性干预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改革有助于在需求端促进节能减排，包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食品浪费可以把部分土地腾出来做修复、增加碳汇，或者生产生物能源。

　　在一些领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需要一个学习过程、规模效应需要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规则和监管比货币化价格引导能更有效发挥作用。比如制定行业和产品标准，改进城市规划，改善土地管理，建设新基础设施包括充电桩和更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等。数字经济发展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大数据应用扩大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收益和成本下降空间，比如提升风电和光伏发电可预期性，提高需求侧管理效率以促进电力供需更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