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具有全球外部性，需要在国与国之间的协同应对，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是关键。理论上讲，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碳价，不管什么地方，成本低的领域先减排，总体的减排效率是最高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力度较大，因为收入较低的消费者负担碳消费的能力较低，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来弥补。

　　但现实中，效率和公平很难平衡。对低收入国家来讲，碳减排对消费的边际影响大，而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难以实现，在短期降低贫困比减缓气候问题更重要。工业革命以来，大部分碳排放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能源贫困是经济贫困和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如果低收入国家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路径，对资源尤其能源的需求在全球范围来讲是不可持续的。

　　如何看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两个方面的价格差异有重要含义。首先、收入水平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碳减排的价格弹性系数较大，即同一水平的碳价带来的减排量较高，意味发展中国家的碳价应该比发达国家低。但碳价的差别也容易导致高排放的行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带来碳泄漏问题。作为应对，一些发达国家在讨论对进口商品征收边境调节税，但多高水平是合理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比发达国家高。较高的贴现率意味着改善未来气候的正面影响的折现值较低，对新兴市场来讲资金使用的其他领域有较高的回报率，需要在碳减排和其他投资之间平衡。同时，较高的利率意味金融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需要资金从高收入流向低收入国家。这是国际层面的绿色金融问题，纠正市场失灵需要双边和多边合作，其中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可以降低有关投资项目的风险，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必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建立一个比巴黎协议约束力强的机制是一个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需要在新形势下改进治理机制。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本身实现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重要一环，也需要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中国在化石能源上处于劣势，但作为制造业大国，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有潜在竞争优势。国际间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将逐渐使得每个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趋同，碳减排是大势所趋，这对中国来讲不仅是挑战，也有先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