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无论是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格，还是行政性监管和绿色金融等措施，其促进碳减排的传导载体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价格和降低清洁能源价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

　　具体来讲，碳价格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成本上升、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有点类似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滞胀的特征。滞胀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CGE模型估算显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中国在2060年难以实现碳中和。技术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碳价格上升是一个利益驱动力量，由此对GDP增长有负面影响，同时带来价格上升。我们的行业研究显示如果在现阶段把绿色溢价降到零，对建材、化工等制造业将带来很大的成本上升压力。

　　就结构影响来讲，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尤其煤炭行业受到的冲击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就业上升。化石能源的分布基本是自然禀赋，对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讲，转型必然带有区域特征，化石能源生产大省和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而这些一般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同时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中高收入人群大。应对这些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公共政策尤其财政发挥作用。

　　深层次来讲，碳中和给经济活动施加了影响各个层面、但自由市场难以定价的单一数量限制，这是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这个硬约束下，如何在纠正市场机制缺失的同时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如何平衡短期与长期、局部和整体利益，没有先例可循。这个过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如何呈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根本可能在于对社会主流思维的冲击。如何看这个问题？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象三个情形：（一）碳中和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或者成功来得太迟，全球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害；（二）碳中和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主要靠增加能源使用成本来实现，全球经济在长时间内面临滞胀的压力；（三）公共政策包括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和社会治理创新，碳中和带来新发展格局，人类享受更高水平、更健康的生活。

　　这三个情形都意味着对过去40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对于气候问题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外溢影响来讲，用外部性来弥补新古典的完整信息、确定性、充分竞争的基础性假设，是不是足够？怎么解释碳排放这样单一、数量指标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统一的约束因素？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动将怎样演变？估计只有时间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碳中和的过程将促使人们更深刻认识现实市场经济和新古典的理想市场经济的差距。

　　我们需要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差，向古典经济学回归。古典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知到人类活动在自然的限制中发生，也强调社会伦理与人文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应对气候变化提示我们经济研究需要重新审视自然的角色，在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自然资本（水、空气、森林、生物多样性、海洋等），而自然资本没有自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发挥作用。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对公平的重视将增加。

　　走向碳中和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这篇报告是我们认知这个问题的努力，偏差和错漏难免，中金研究将紧跟形势发展，及时更新我们的分析和评估。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1年3月22日已经发布的《碳中和经济学：反推式变革的七个思考 》

　　分析员 彭文生SAC 执业证书编号：S0080520060001 SFC CE Ref：ARI892

　　彭文生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