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南：“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的关键期，也是迈向碳中和的重要窗口期，我们既面临客观的外在挑战，也面临主观认识方面的挑战。

客观挑战在于我们的碳达峰是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统筹考虑下的达峰。对标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达到45亿吨的峰值，预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达到106亿吨左右，是欧盟的2.4倍。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历经60年，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

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要尽快达峰。放任不加控制的峰值与加以控制的峰值差异很大，因此我们还要避免高位达峰，给未来的碳中和打下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推动一些地区和重点行业率先达峰，同时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做出努力，减缓碳排放增长态势。

主观挑战在于不少地方和行业还没有做好碳减排的准备，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仍然存在。现在一些地方认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甚至还在高碳的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攀登碳排放“新高峰”，达到“新高峰”后再考虑下降，这就没有认识到碳中和对各地发展的倒逼要求。

如果在“十四五”期间投产一些燃煤电厂、钢铁企业，这些企业设备的服役年限都在30年以上，这意味着一直到本世纪中叶，这些设备都将持续排放二氧化碳，造成高碳排放“锁定”效应，对我国达到碳中和愿景造成阻碍；或者为了满足碳中和的要求，这些新建设备在达到服役年限前就要提前关停淘汰，造成巨大投资浪费。

我国经济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远未结束，无法沿袭发达国家自然达峰和减排的模式，而是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因此，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通过碳达峰、碳中和强约束驱动经济新变革，包括生产模式、产业结构、能源供给、电力体系、能源消费和生活方式等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