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南：第一个基础是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二产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以及碳强度较高的重工业在二产中的比重都稳步下降；人口增速也明显放缓，这都使得我国的碳排放增长日益趋缓，年均排放增速由“十五”的12.5%、“十一五”的6.1%，降为“十二五”的3.3%、“十三五”的1.7%。

第二个基础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相对优势。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风电、光伏产能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也持续提升，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约16%，比2015年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

第三个基础是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格局正在形成，这是我们深入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条件。

第四个基础是“双强度”控制提供了制度框架。“十三五”期间，国家实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控制，并且将控制目标分解到各省区市，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为实施碳达峰提供了初步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