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的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减少65%等任务，但排放总量究竟是多少，还不清晰，听起来各家分歧也不小。显然年度碳排放的总量规划尚不清晰，这可能会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继续不使用绝对量指标，可以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二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基础数据工作没做好，没办法拿出一致且可信的数据，并依此进行计量和规划。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多数机构认可并使用的数据大概是100亿吨，而2005年并没有官方或权威公布数字；对未来1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也有不同假设，这样算下来，各个机构对2030年碳排放峰值绝对量的预测很不一样，从101亿吨到112亿吨，各种数字都有。比如，中金公司最近出的《碳中和经济学》报告中采用的是2030年中国碳排放峰值为108亿吨，但中金也没有2005年的准确数据，是根据2017年有关部门公布的当年数字及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6%推算出来的。另外，中金假定未来10年的GDP增速是年均增长5%，但刚才说的101亿吨碳排放峰值也是用GDP年均增长5%来计算的，显然是由于对2005年基数和口径（毛排放还是净排放、二氧化碳还是温室气体等）的掌握不一造成的。各家计算的依据不一样，得出的规划数据也不一致，这就需要推敲。

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重要指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在这四个目标中，有两个涉及2005年的基础数据，但是目前尚未看到官方的或者权威的基础数据，因此还需要去猜度，或者用不同的假设条件去做推算。人们必然会产生疑问，要么是数据基础工作没做好；要么是数据透明度不高，不肯给出权威的或者是官方的数字。

如果要按2030年的碳排放强度来安排任务落实，还要考虑GDP的可比性。尽管对未来十年GDP年均增长的预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假设，有的用5%，有的用5.5%，也有人用6%，甚至还可以用其它的增长率，但显然都不应使用名义GDP来计算并比较碳排放强度，用到的应是可比GDP，要与2005年GDP有可比性：可以用GDP平减指数找出可比GDP，或者采用增长率数据，对此不会有什么分歧。但这里也需要略加小心，有时候增长率的年初数据（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数、最终核实数以及普查后修正数差距会很大（特别是2005、2006、2007年），比如2007年GDP增速的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数、最终核实数以及普查后修正数分别是11.4%、11.9%、13%和14.2%，之间居然相差2.8个百分点。如果用的不是可比数据，计算出来的碳排放强度差距就会很显著。此外，如果用减排强度来衡量目标的话，只要GDP增长率数字上去，就会给中国2030年继续多排放提供很多弹性空间。

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有关部门已经掌握2005年以来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比率，且期间GDP增长率或平减指数相对而言又比较可靠，则有关部门不可能不知道2005年碳排放总量。否则碳排放强度下降46%（2017年相比2005年）的报告数是怎么得出的？显然这是矛盾的。

从技术上讲，如果没有年度总量数字，减排任务怎么分解？效绩如何考核？碳市场定价又怎么形成？显然都存在无解的问题。此外，总量数字明确，也涉及未来40年整个减排进程的动态安排，整体安排上是前快后慢、前慢后快还是平均推进，该如何达到优化的选择，等等。此外，也需要评估过去15年（2005到2020年）中我们究竟有多大进展，在减排方面做出了哪些成绩，未来10年（2020年到2030年），我们又希望安排多大的进展，减排的落实是否及如何得以加强。总之，不管从规划角度还是实际工作进度来讲，如何选择优化的进度安排（前松后紧还是前紧后松），首先必须把数据基础、计量基础和分析基础做实，特别是总量目标要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