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认为，从流量的角度，需求可以不断地更新，流量就能维持或者增加。从这个角度讲，发电原来用煤电，设备的寿命还未用足，现在就要改成风电、光电、核电，显然有些浪费，但这一更换，需求就上去了，供给上又有潜能，实际上起到增加GDP的作用。所以，即便气候变化理论搞错的话，用风能、光能把化石能源给提前淘汰了，GDP会因此往上走，但财富并没有得到积累。而财富的计量也是有难度的，未来对环境和气候的财富估值会远远大于荒废火电厂造成的财富浪费。

其实，真正难权衡的是，在碳减排过程中生产和生活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可能影响了产出竞争力以及供需关系，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过高造成经济衰退，所以需要把握好碳减排的进度，把握好创造GDP流量需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点。

说到竞争力，如果全球能共同切换能源结构，则相对竞争力的变化是不显著的。如果不大致同步，就会产生各种顾虑，有人会测算碳脚印（Carbon Footprint）并主张据此征收边境调节税。

在气候变化方面，周小川认为金融方面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不重视减排，可能造成投资失误，有些在建项目中途会被叫停，或者未来因价格调整、人们思维改变、产品会提前停用等，导致原来认为能盈利的项目变为不盈利甚至亏本。

当前全球在许多方面尚缺少共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也有争议，需要真正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边主义的宗旨，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参考模板，大胆设计，大力推动。

就“建立什么样的碳市场”这个问题，周小川表示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导投资，通过跨多个年度的项目与技术投资，着重改变未来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30·60”目标的过程必然要依靠大量投资，无论是发电、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