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地：如果过于强调将峰值落实后再分派给各个行业，然后才能进行碳减排，实际上并不科学。

碳减排目标的达成从西方的经验看，最初的确是有“摊派”的意味，《京都议定书》中是有具体的减排目标的，此后由于下降有难度才给每个国家规定了相应的减排任务。于是就有了碳市场，先给配额，企业根据自身的碳排情况超过配额就买，有富余就卖，也会有提前估算配额缺口“囤货居奇”的投机行为出现。

再看中国的情况，碳达峰的最终实现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但“十四五”期间是否需要碳减排？碳市场还要不要建立？答案是肯定的。

全国碳排放哪一年达峰可以先不讨论，但是各行业以及行业中的企业能效提高不能回避，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能源结构调整上下功夫。目前中国讨论碳达峰会遇到的真正的问题是，仍有正在扩张的新兴行业，如果都是业已成熟的产业，碳达峰后碳排下降是自然而言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正需要探索的问题是对企业的碳核查是否能够完成，因为届时一旦进入碳市场，碳排放量就是真金白银，所以究竟是多少，差多少，必须要算清楚，不能光靠填表。因而第一步将碳排放清单算清楚，第二步有追溯核查的能力，这是碳市场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电力系统能够先行的原因，经过多年的发展每年的能耗、度电煤耗都有清晰的台账记录。统计系统造假很难，同时根据发电时间等方面的条件也便于核查。其次因为中国电力市场体量巨大，总排放量达二十几亿吨，相当于一个欧盟，仅电力一个行业的体量就将欧盟的整个市场囊括其中。此外还有很多的行业，涉及大大小小各种层次的企业，可以说核查起来非常耗时耗力，但也不能“鞭打快牛”，只管重点排放单位，更何况规模小的单位能力有限，能耗水平不佳，最终都得管起来。

欧洲做碳市场建设前后也有十余年时间，不管是配额交易还是国家间的契约，还是直接收取碳税，可以说尝试了许多的方式。回到中国，也不一定需要先将峰值算出来，关键在于碳达峰之后到碳中和的30年间，每年下降多少就需要非常认真地执行，但也不能一刀切，需要分行业、分区域，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定排放条件来具体对待。比如某一行业主要用电，如果电力系统不降，它就很被动，不可能无限制地节电到完全不用。

所以总体来说，对于峰值的探索应该是一个“上下结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