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碳税增加了企业和家庭的负担也是不争的事实。实施碳税之后，澳大利亚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部分小企业的倒闭，大型企业产能向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转移。同时，由于上游能源企业具有较强的价格转导能力，导致居民能源支出上升、生活成本增加，CPI面临较大压力。然而这不是碳税废止的关键。据报导，实施碳税之后，2012年澳大利亚的碳排放量只比上一年降低了0.2%，大部份降幅都来自电力领域，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增长导致对电力需求的下降，工业污染有所降低，但其它领域的碳排放量则在上升。可见，碳税的减排效果不佳才是问题的关键，仅以负担增加就否定一种税是不科学的，一种税的存废取决于成本和收益权衡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负担增加。

事实上，碳税的减排效果具有不确定性。碳税的征收，会改变排放者的成本，因此会引导排放者行为的调整。不过，这种行为调整的方向并不确定。具体而言，在开征碳税的情况下，排放者可以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降低产量；二是采用新技术，在维持既有生产规模的情况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三是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新增成本转嫁给下游消费者。

在上述几种选择中，第一种和第二种会有助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降低，但在第三种情况下，碳税的实施只有财政增收作用，并不能对排放行为形成约束，碳税成想本大部分被最终消费者所承担。由这几点来看，碳税在降低碳排放上的效果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排放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价格弹性越高，意味着排放者越难将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减排效果也越明显，反之，碳税成本将被转嫁，减排效果将被弱化。这一特征，也为碳税所适用的产业范围设定了一个约束。

虽然碳税的减排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但还是值得肯定的，至少比不采取任何措施好得多。能源咨询公司Pitt & Sherry近日表示，取消碳税后，澳大利亚过去两个月来的排放增幅相当于年增长0.8%，废止碳税令澳大利亚排放量回升。这表明，征收碳税可能是不恰当的，但不采取任何措施是绝不可行的，设计出一种合理的减排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