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可以从世界其他碳排放交易体系吸取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碳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都进行了多轮改革，并在继续寻求政策改进。

首先，应迅速对初始免费配额制度下重点排放单位的有限清缴义务（这是中国碳市场独有的特点）进行修改，使所有机组承担完整的减排义务。这意味着无论发电类型如何，所有高于基准的排放都应面临碳成本。这将使碳排放交易体系更加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与此相关的是，涉及配额的基准值的严格度对碳市场的整体有效性至关重要，这对于目前的国家碳市场尤其关键。这些基准值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收紧。在其他碳市场中，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加州碳排放总量与交易体系（California Cap and Trade）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审查和更新基准值。例如，在当前阶段（即欧盟碳市场第四阶段），欧盟根据对每个行业潜在技术改进的评估，对基准实行0.2%至1.6%的年度削减率，并分两次对基准值进行调整。

其次，当前基于强度的排放限额（总量）需要改为绝对的总量，以便为参与者提供更好的市场可预期性，并为纳入碳市场的排放单位的总体排放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这对于中国实现长期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中国顶层智囊都在呼吁中国设定年度碳排放总量限额。

几乎所有的碳市场（包括中国的地方碳排放交易试点）在一开始都主要采用免费配额分配，但免费配额的数量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减（见上图现有碳市场中拍卖配额所占的比例）。碳市场通常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大配额拍卖的作用，这有助于提供明确的价格信号，提高市场流动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减排激励的扭曲。此外，政府可以利用所产生的收入来支持进一步的气候行动或解决碳价所导致的不利的分配效应（见下图现有碳市场如何使用其拍卖所得）。

一些运行时间较长的的碳市场已经意识到确保配额价格具有一定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对鼓励低碳投资的重要性。它们也需要应对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为此，它们建立了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配额的价格或数量的机制。中国应借鉴这些经验，如欧盟市场稳定储备（the EU Market Stability Reserve）或北美各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存在的拍卖价格下限和成本控制储备机制。

最后，中国应考虑采取措施刺激碳市场的活跃度和流动性。使市场参与者和交易产品多样化是随着时间推移提高流动性的重要步骤。在欧盟和加州，像金融机构这样没有减排义务的市场参与者正在发挥重要作用。韩国也在采取措施，在其碳市场中引入更多元的交易主体，并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其二级市场。

中国如今已经为基于市场的碳定价机制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在未来几年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全国碳市场。但对于碳市场的有效监管和运营也不容忽视。2018年，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权从国家发改委移交到生态环境部之后，中国建立了以生态环境部为主导，省、市级分支机构为从属的三层管理结构。今后的一个挑战是，要加强这一新的治理架构所有三个层级的机构能力，并在国家一级建立跨部委协调，所有这些都将是把碳市场从发电行业扩大到其他行业的关键。

中国现在可以在更广泛的气候和能源政策范围内定位其碳市场的作用。要使碳市场成为减排的一个关键支柱，就需要有一个与国家减排目标相协调的碳排放总量长期设定机制，并了解其他政策将产生的影响。中国建立有效的国家碳市场的道路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意义重大。（翻译：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