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弥合分歧、为地球降温？
自20世纪80年代起，气候变化逐渐成为涵盖全球治理、外交、环保、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综合议题。人类也愈加警醒，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从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到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国际社会经历了很长时间。”周兵强调，极端天气并非仅影响某一地区、某一人群，而是具有全球性或区域联动性，牵一发动全身地产生难以预测后果的蝴蝶效应。
周兵进一步介绍，从1992年多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如今《巴黎协定》进入全面落实的关键阶段，国际气候治理逐步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国家自主贡献”推进，谋求以制度设计弥合分歧。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居前的国家。周兵强调，在国际气候治理中，大国作用和责任更加突出。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累计下降18.2%，全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炭机组达到8.9亿千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6%。中国建成的世界最大规模超低排放清洁煤电供应系统，光伏、风能装机容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全国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23.4%。
同时，在2020年9月举办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12月，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首周即在白宫签署多项政令，宣布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的
政策举措。2月19日，美国宣布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白宫日前发表声明称将于本月举办领导人气候峰会。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也正在从无视气候变化、废除气候变化道路上“回归”。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14日至17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其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
“克里任美国务卿期间曾与解振华共同参与《巴黎协定》制定，并推动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眼下，两人重新对话，或为中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注入积极因素和确定性。”邹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