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能源转型带来的巨大资金缺口。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直接相关的能源结构转型提出更高要求，对非化石能源的需求急剧上升造成了巨大资金需求，同时污染性产业结构、传统能源结构也提高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计算，依照绿色发展目标和环境保护标准，2014—2030年，绿色融资情景的“低方案”资金需求为40.3万亿元、“中方案”为70.1万亿元、“高方案”为123.4万亿元。其中约85%需来源于社会资本投入。但短期来看，疫情过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极为迫切，各项政策密集出台，资金可能更多流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拉动效益明显的领域，环境目标可能被忽略，绿色投资受到影响。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就业的不稳定性。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因其集约效应明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就业。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带来的落后和传统产能的淘汰在一定程度上或将带来就业的不稳定性。特别是疫情时期保就业保增长优先的政策下，对于一些及传统能源为主要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来说转型成本高、影响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以及疫情因素叠加，可能出现因低碳转型而导致贫困化等现象。

　　三是绿色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不成熟。绿色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是推动能源改革，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条件，需要在能源、交通、建筑、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推广与运用。然而我国当前的绿色技术暂时无法支撑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复苏及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我国亟需加大在清洁能源、碳汇、储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推动与数字化技术的融合创新，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能源转型和绿色复苏。

　　四是相关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宏观层面碳中和目标和政策的提出，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策相关配套措施。一方面要求政府各部委在各领域做好落地政策，同时各部门间需要打破壁垒加强协作；另一方面，市场需要能够落地的理论和工具支持，要加强对市场参与主体的指引，才能实现绿色复苏和绿色新政的落地转化。目前我国绿色复苏的相关配套措施并不完善，需尽快健全配套机制，如明确部门职责就碳中和目标的达成形成系统化监管体系、针对不同产业出台节能标准、积极推行低碳产品认证、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