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指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巨量投资需求。

 

多项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易纲在上述论坛上也指出，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

 

清华大学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测算，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如此巨量规模投资，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只占10%左右，其他依赖于社会资本。

 

“未来，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必然需要借助金融的手段来实现。近年来，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的体量都居于世界前列。”刘锋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碳中和涉及的各个领域，金融的发展反而是超前的。”

 

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约合2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

 

另据CBI统计，在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方面，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同比2018年增加51%，发行量前三名国家为美国（513亿美元），中国（313亿美元），法国（201亿美元）。

 

但在中国信贷300多万亿元的总体规模中，绿色信贷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硬约束下，大量高碳行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减碳路径。周诚君指出，大量的资金缺口其实来自于转型资金。

 

“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转型和改造资金，仅靠现有的绿色金融远远不够。”周诚君说，绿色金融有国际共识和严格标准，所以是刚性的，各方必须遵守。很多行业，如钢铁行业，面临巨大的转型投资需求，但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我们可以发展转型金融去支持此类行业，因为转型金融允许投资到高碳、高环境影响的行业，但是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的减碳、转型路径，并持续、严格地开展环境披露信息。转型金融的意义就是大大拓展了金融行业对于环境和气候友好型项目的支持力度，它未必是绿色的，但符合转型要求，有益于改善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

 

从融资主体构成来看，中国绿色金融95%的融资量来自银行，这与中国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相关。以中国每年100万亿的GDP总量对比，投资率大约在40%水平。上述监管人士认为，市场并不缺乏供给绿色金融的资金，问题在于投资回报率如何。

 

那么如何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开展绿色投资？

 

该人士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措施是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费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权重。目前，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合12万亿元，如果将风险权重降低一半，理论上就可以将绿色贷款规模最大拓展到24万亿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调整绿色金融资产风险权重的内容已经写入人民银行相关文件，但这项措施实施难度较大，还需监管部门达成共识。出于风险控制考虑，若在全国推行存在困难，有参与讨论者建议，在六个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试点。

 

此外，多项激励措施已经进入探讨阶段，包括降低绿色不良资产容忍度、开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ESG产品；且不排除未来人民银行会同监管部门出台绿色金融评级或者环境与气候风险评级等，根据评级给予奖惩。

 

此前，人民银行曾将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后来考虑到货币政策目标不宜过多，暂停将绿色信贷业绩纳入MPA。但随着新目标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备，激励措施的力度和可行性势必强化。

 

国际机构的一项调查则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前景，渣打集团在去年针对全球300家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调研中发现， 53%投资于新兴市场的机构将中国列为重点投资市场，而根据其近期的《可持续投资评估》，目前高达90％的高净值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感兴趣，其中42％的人考虑在未来三年内将其15％的资金用于可持续投资。